这是一九三七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波尔与夫人到访中国。波尔的到访惊动当时的中国学界。中国也派出大咖级人物接待波尔夫妇。

五月的上海吴淞口，江水裹着泥沙黄澄澄地翻滚。一艘从长崎开来的客轮慢吞吞靠了岸，船上站着那位刚满五十二岁的丹麦人，尼尔斯·波尔，旁边是他的夫人玛格丽特和十九岁的儿子汉斯。码头上的阵仗可不小。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早早候在那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也来了。这帮人挤在码头边上，个个伸长脖子，那架势跟盼什么大人物似的。

说起来也难怪。1922年波尔拿诺贝尔奖那会儿，中国连个像样的物理系都没几家。如今这位哥本哈根学派的掌门人亲自登门，搁谁不得好好张罗？蔡元培、竺可桢、梅贻琦、蒋梦麟、罗家伦这几个名字随便拎出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这回联名发邀请，硬是把人从日本请了过来。排面给足了。

波尔在上海待了两天。丁燮林陪他去物理研究所转了一圈，又拉到交通大学做演讲。那天窗户遮光没弄好，放幻灯片的时候出了点岔子，这种小尴尬倒显得这位诺奖得主没那么高高在上。晚上在亚细亚饭店摆了十五道菜的盛宴，鱼翅、北京烤鸭都端上来了。席间一位研究喇曼光谱的女学者引起了波尔的注意，那个年代搞物理的中国女性凤毛麟角，波尔多看了好几眼。

真正让波尔一家印象深的还是杭州。

五月二十三号中午，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陪着波尔一家坐火车到了杭州。第二天，王淦昌和束星北两位年轻教授陪着他们逛西湖。岳坟、玉泉、灵隐寺、九溪十八涧，一路走一路聊。波尔刚提出不久的液滴模型，王淦昌听得两眼放光。束星北更直接，逮着机会就问波尔和爱因斯坦那场著名的争论，年轻人胆子大，什么敏感问什么。

下午五点在浙大新教室楼讲课。两百多人的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波尔用英语讲原子核，儿子汉斯在旁边放幻灯。头一回见到核衰变迹象的幻灯片，台下那些年轻面孔上的表情，用汉斯后来写日记的话说:“真是美好和令人感动”。浙江省广播电台还做了实况转播，全浙江的人都竖着耳朵听这位丹麦人讲原子的事儿。

竺可桢在日记里记了一笔：“玻尔演讲凡历一小时半。虽其英文不易解，而所讲系物理，但听众满座，无一走者。”这句话搁今天看，挺有意思。英文不好懂，物理更不好懂，可没人走，那时候的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望，跟我们刷短视频的劲头完全两码事。

临走那天，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禄三个人追到火车站，冒着大雨站在站台上跟波尔聊。汉斯在日记里写：“束的样子我这辈子都记得真切：强韧、清澈，面容沉静，在倾盆大雨中伫立在站台上，完全不在意天气，只为能和父亲多聊一会儿而欢喜。”火车开了，这三个人还在那儿目送，一直送到四十公里外的长安车站。这份情谊后来有了回响，有中国学生写信向波尔求助出国深造，波尔的回答是：“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物理？”

说到这儿，得掰扯几句不那么“美好”的东西。

这次访问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到六月。两个月后卢沟桥的枪声就响了。波尔前脚离开中国，后脚全面抗战就爆发了。他在中国待了十九天，做了七场演讲，拍了彩色电影，这些画面后来成了那个夏天中国最后的宁静记录。讽刺的是，波尔离开后没几年，他的犹太裔同事大批逃离欧洲，哥本哈根学派风流云散。而中国这边，那些在站台上淋雨送行的年轻物理学家们，此后的人生被战争切割得七零八落。

再说一个事儿。波尔后来设计的族徽用了太极图，他觉得中国的阴阳学说跟他的互补原理是相通的。在北京，一位哲学家在晚宴上把他比作一颗星，波尔回应时讲了互补性原理，那位哲学家接了个庄子跟弟子讨论鱼快不快乐的故事。波尔听得入神。

可我总在想，这种“相通”到底有几分是真的？波尔不懂中文，庄子的话是别人翻译给他听的。一个丹麦物理学家在晚宴上听到几句中国哲学段子，觉得跟自己想的东西有点像，这事儿搁今天叫“跨文化共鸣”，搁当时恐怕更多是双方都愿意往好处想。中国学者需要西方大师的认可来提振信心，波尔需要异域智慧来佐证自己理论的普适性，各取所需罢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吊诡。一个丹麦人带来的原子物理知识，在几年后成了中国造原子弹的理论根基之一。而那些在西湖边陪他散步、在火车站冒雨送行的年轻人，王淦昌后来成了“两弹一星”元勋，束星北成了中国理论物理的拓荒者。波尔大概没想到，他播下的种子会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长出那样的果实。

回看一九三七年那个夏天，波尔的到访与其说是一场学术盛宴，不如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中国学界的自卑与自尊、渴望与焦虑，也照出了科学在国运面前的那种无力感。一个诺奖得主的十九天巡讲改变不了什么，但那些在阶梯教室里瞪大眼睛听讲的年轻人，他们的命运确实被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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