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个叫叶依奎的老头哆哆嗦嗦地回到大陆。找到当地组织部门，掏出了一份发黄的名单，说：“我叫谢汉光，我回来了！”





​​接待他的年轻干事一时没反应过来，接过名单时，手指碰到了老人枯树皮一样的手背，冰凉的！





谢汉光以台胞探亲名义，经由香港中转，先回到广东丰顺老家，之后再逐级寻找党组织，前往相关部门提交这份记录殉难地下党员的名册。同时他顶替失踪高山族村民叶依奎户籍，在台东深山林场隐居时长共计38年。





1946年，新婚仅仅九天，谢汉光就接到任务动身前往台湾。他本身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靠着林业技术，进入台湾省林业试验所任职，以此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47年正式加入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原本安稳的潜伏布局，在1950年彻底遭遇重创，时任台湾省工委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地下组织大面积暴露，大批地下工作者遭到抓捕。





吴石、朱枫、张伯哲这些共事的同志接连遇害，国民党当局把谢汉光划入通缉人员名单。危急关头，他舍弃全部原有证件，借用已经失踪的当地人身份躲藏进台东深山，从此日常对外只用叶依奎这个名字生活。这份手写名单记录了上百名在白色恐怖时期牺牲的地下人员信息，是后续甄别烈士身份最关键的一手材料，他不敢存放于房屋内，常年贴身保管。





深山生活的几十年，他靠着种树、采集草药维持生计。为了不暴露口音和过往履历，他极少和外来人员来往，即便当地村民介绍婚事，他也全部回绝，始终孤身度日。两岸长期隔绝，没有稳妥的返乡渠道，一旦主动和大陆联络，立刻就会引来特务盘查，他只能长久蛰伏，静静等待局势出现转机。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隔绝状态被打破。已经71岁的谢汉光意识到，自己终于拥有回乡递交材料的机会。他花费许久办理探亲手续，1988年12月，才重新踏上故土。刚回到家乡，他看到妻子儿孙满堂，一度以为爱人已经改嫁，甚至打算默默离开，直到妻子认出了多年未见的他。





安顿完家事之后，他才主动找到当地组织部门，坦白自己潜伏数十年的真实经历，并且交出珍藏几十年的人员名册。一开始工作人员无法核验他的身份，年代太过久远，大部分当年知情者已经牺牲，书面档案几乎全部遗失，只能依靠残存人员证言交叉比对，开展漫长核查工作。在之后数年的多方核查取证里，名册上的大量人员被重新核定烈士身份，不少背负不实叛变大名的人员，依靠这份材料洗刷了冤屈。






1995年当地组织正式恢复谢汉光党籍，给他办理离休待遇，迟来几十年的身份，终于得到官方确认。






我们不能忽略这类孤身潜伏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一辈子活在被抓捕的风险之下，舍弃正常的家庭陪伴，隐藏自己的姓名，牺牲了个人大半辈子的正常人生。






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同样充斥着无尽考验。数十年孤身坚守，守住秘密、守住名册，用一生完成交付给自己的任务，这份隐忍与忠诚，同样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