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我是乌克兰的历史罪人！”中国当年的决定是何其正确与伟大！2023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接受采访时，他眼神闪烁，语气低沉：“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乌克兰的历史罪人。”这句话像一颗迟到的子弹，穿越三十年的时空，最终击中了他自己，他承认，如果不是1994年他极力劝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今天的俄乌战争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苏联1991年解体后，乌克兰境内留下了大量苏联时期的核武器，大约1900枚战略核弹头、176枚洲际弹道导弹，还有44架战略轰炸机。这让乌克兰一度成为世界第三核大国。但这些武器虽然在乌克兰土地上，实际发射控制权还在莫斯科手里。 乌克兰自己没有独立的发射授权系统，维护这些核设施也需要花很多钱，包括定期检查、换部件和安全存储，每年开支对当时的经济来说负担不小。领导人面临现实选择：继续留着这些武器，还是通过国际协议换取援助和技术支持。 1993年底到1994年初，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参与了谈判。1994年1月，克林顿、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三边声明，乌克兰同意把核弹头转移到俄罗斯拆解，换取安全保证和经济补偿。 克林顿在那段时间还去基辅短暂停留，与乌克兰领导人会面，强调协议对稳定关系的重要性。整个过程涉及援助细节，包括美国通过努恩-卢格计划提供帮助，用于拆除导弹、发射井和轰炸机，还有核材料的保护。 1994年12月5日，在布达佩斯安全与合作会议期间，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了备忘录。乌克兰同意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作为非核武器国家，签署方承诺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克林顿参与了这个过程，推动协议被视为核不扩散的成果。 乌克兰领导人当时公开表示，这让国家获得了安全保障。克林顿后来在2023年的采访中直接谈到自己当年的作用，说如果乌克兰当初保留哪怕一部分核武器，俄罗斯可能不会发动后续行动。这番话把1994年的决定和后来的局势直接联系起来。 同一时期，中国面临自己的战略选择。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条件有限，但领导层决定独立发展核能力。苏联方面曾提出依赖其保护的建议，但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从1950年代开始筹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西北地区开展工作，条件有限，使用传统工具辅助计算，手工组装部分设备。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场成功爆炸。这次试验让中国初步建立了核能力，改变了单纯依靠外部安排的局面。中国后来继续推进核技术，形成了自己的防御体系。 乌克兰的选择是把核能力交给国际协议，中国则是坚持自主研制。两个决定在当时都有具体背景，一个侧重换取书面保证和援助，另一个侧重在资源紧张下建立底线能力。克林顿的劝说在乌克兰过程中起了作用，而中国没有走类似路径，这在后来国际形势变化中体现出不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