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21日，酒泉发射场的风沙突然停了。 导弹点火升空的瞬间，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可刚飞了几十秒，它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晃起来，最后一头扎进戈壁滩，一声巨响后，黄沙漫天。 钱学森站在观测台，手里的记录笔“啪嗒”掉在地上。 他盯着远处还在冒烟的弹坑，嘴唇抿成一条线，没人敢上前说话。 那会儿谁也没想到，这场爆炸会炸出后来的中国导弹新纪元。 爆炸第二天，钱学森带着技术人员走进戈壁。 三月的西北，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们趴在沙地里，一片一片捡导弹碎片。 有人手套磨破了，手冻得通红也没停下。 捡回来的碎片被小心拼起来，摊在厂房的水泥地上，像一幅破碎的拼图。 拼到发动机部分时，问题找到了。 原来是试验员为了赶进度，用了没完全验证的备用发动机。 开会时，那个年轻技术员脸都白了，低着头等批评。 钱学森却让他坐下，指着碎片说：“我们要找的不是责任人，是失败的规律。” 我觉得这种面对失误的态度，比单纯追责更有价值。 后来他定下规矩：“一切事故都应该消灭在地面上”，这句话后来刻在了试验场的墙上。 接下来的两年，厂房的灯几乎没熄过。 技术员们把导弹拆成上百个模块，每个零件都要经过“地面试车-数据复核-再试车”的循环。 有次为了测试发动机稳定性，王希季带着人在试车台守了三天三夜，困了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 钱学森常半夜去厂房，看到谁趴在图纸上睡着了，就轻轻给他披上件大衣。 1964年6月29日，第二枚东风二号立在了发射架上。 这次没人说话，只有风吹过发射架的呜呜声。 点火指令下达后，导弹稳稳升空，拖着橘红色的尾焰，越飞越远。 直到遥测数据传来“一级关机正常”“二级分离成功”，观测台才爆发出欢呼声。 钱学森掐灭手里的烟，眼圈有点红，他转身跟身边的人说：“我们做到了。” 那会儿钱学森忙得脚不沾地，家里的事全靠蒋英。 有次他走了三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 蒋英白天在音乐学院上课，晚上回家就坐在沙发上发呆，桌上的饭菜热了又凉。 有天深夜，她实在忍不住，跑到院子里给远方的方向望，眼泪掉在衣襟上，把布料洇湿了一片。 后来钱学森回家，蒋英红着眼问他：“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事了？”他愣了一下，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是导弹成功升空的黑白照。 蒋英看着照片，突然就笑了，眼泪却流得更凶：“我就知道，你肯定在干正经事。” 那天晚上，她把那张照片压在了梳妆台的玻璃下。 戈壁滩上被风沙打磨过的导弹碎片，后来被技术部做成了标本，放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 蒋英梳妆台下压着的那张照片，边角后来磨出了毛边。 前者记录着一群人如何把失败熬成成功，后者告诉我们，每个了不起的名字背后，都有双默默守望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