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各种争议，易中天教授说:“毫无疑问，莫言就是在忠诚地记录一个时代的历史！忠言

面对各种争议，易中天教授说:“毫无疑问，莫言就是在忠诚地记录一个时代的历史！忠言逆耳，不喜欢莫言的人，可以去读浩然。”回忆当初莫言获得了诺奖，举国欢庆，赞美和祝贺成了主旋律，但是在这之中也掺杂着许多对莫言获奖的质疑甚至语言上的攻击等不和谐之音。这些不和谐之音主要包括对莫言其人其文其事的批判和非议。例如，有人争议他的体制内作家身份；有人质疑他作品专以揭丑为主题，神圣化“龌龊、丑陋、邪恶”等负面文化，以此打动评委；有人质疑他的个人道德、人格；有人对整个诺奖表示质疑。总之，诺奖后对莫言的批评已经溢出了纯文学的范畴。 但其实在当代文学的璀璨星空中，莫言的作品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存在之一。他以笔为刃，剖开生活的表象，深入人性与历史的内核，构建出一个个充满魔幻色彩却又无比真实的文学世界。从《红高粱家族》的热血激昂，到《丰乳肥臀》的厚重深沉，再到《蛙》的尖锐反思，莫言的每一部作品都像是一颗投入文学之湖的巨石，激起千层浪，引发无数读者和评论家的深入探讨。而在这些作品的深层，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格外引人深思 —— 文明与生命的复杂纠葛。 在莫言构建的文学宇宙中，余占鳌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人物形象之一，他宛如从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地里破土而出的战神，带着与生俱来的野性与豪迈，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余占鳌自幼丧父，生活的苦难并未将他击垮，反而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他像是一只未被驯服的野兽，充满着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世俗的叛逆。 初见戴凤莲时，余占鳌还是一个轿夫，可他身上那股独特的阳刚之气和不羁的气质，瞬间吸引了戴凤莲。在那个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他们敢于冲破世俗的束缚，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紧紧相依。余占鳌的爱热烈而奔放，他不顾世俗的眼光，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这种对爱情的勇敢追求，正是他原始生命力的体现。 后来，余占鳌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杀单家父子、杀花脖子、遭受陷害等，这些经历不仅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日军入侵时，他毅然带领部下开始了抗日活动，从一个被人视为土匪的草莽英雄，成为了保卫家乡的抗日英雄。他的队伍虽然装备简陋，人员参差不齐，但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和对家乡的热爱，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胶平公路的伏击战中，余占鳌身先士卒，带领着兄弟们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的呐喊声和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高粱地的上空。 余占鳌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挣脱了文明伦理的羁绊，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他不被世俗的道德观念所束缚，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论是追求爱情还是抗击日军，他都展现出了一种酣畅淋漓的人生态度。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道划破黑暗夜空的闪电，照亮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和生命的渴望。 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红高粱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更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世界，是自然法则的象征。红高粱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肆意生长，它们迎着风雨，向着太阳，展现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这片红高粱地，是余占鳌等人物活动的舞台，也是莫言所推崇的自然法则的承载地。 在红高粱世界里，民间道德的核心是自然世界的法则，生命的强力是这里唯一的领舞者。在这里，人们遵循着内心的本能和自然的规律生活着。余占鳌和戴凤莲的爱情，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他们在高粱地里的野合，是生命本能的释放，是对自由爱情的追求。 与红高粱世界里的自然法则相比，世俗世界的小伦理显得无比虚弱。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世俗的道德规范往往成为束缚人们的枷锁，而红高粱世界里的人们，却敢于冲破这些枷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当面对日军的侵略时，红高粱世界里的人们没有退缩，他们拿起武器，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了遵守某种道德规范，而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家园的保护，这是自然法则下生命的本能反应。 在《生死疲劳》中，西门驴和刁小三的命运令人唏嘘，它们的遭遇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体制和规范对生命力的绞杀 。西门驴原本是一匹充满野性和活力的驴子，它有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面对两头恶狼时，西门驴凭借着机智和勇敢，成功地踏死了恶狼，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存在，是自由和野性的象征，代表着生命最原始的力量。 然而，当西门驴被纳入人类的体制和规范中时，它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先是被许宝强行阉割，失去了一半的生命力。这一阉割行为，不仅是对它身体的伤害，更是对它精神的重创，它从此失去了作为雄性动物的本能和活力。之后，西门驴沦为公社书记的坐骑，虽然曾经风光一时，但这种风光是建立在对它自由的剥夺之上的。它必须按照人类的意愿行动，不能有丝毫的反抗。最终，西门驴因折了一只前蹄而被弃之如敝履，成为了饥民的口粮。从一只充满活力的驴子到被人类抛弃的废驴，西门驴的命运轨迹清晰地展现了人类体制和规范对生命力的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