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死的太早了，他发现并培养的毛泽东蔡和森，蔡和森牺牲了，毛泽东革命成功了，成

杨昌济死的太早了，他发现并培养的毛泽东蔡和森，蔡和森牺牲了，毛泽东革命成功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么不容易，幸运的是，杨昌济的夫人，杨开慧的母亲，等到了这一天，活到了九十多岁，革命多么不容易，牺牲了多少人才如牺牲者所愿。 长沙的冬天不是最冷的，但湿，冷得人骨头缝发酸。 那年，一群年轻人住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校舍里，墙壁薄，风一吹就透。 吃得清淡，穿得单薄，晚上点个油灯，屋里烟雾腾腾，灯芯老要修，黑了又点、点了又黑，灯下是一摞摞书。 杨昌济在这所学校教书。 英国、日本都读过书，说起来是“留洋派”，但这人怪，不西化，也不张扬。 教伦理，教心理，讲起理学来滔滔不绝，但他不打哑谜。他常说的不是大道理，而是“一个人得站得住”。不光是嘴上，生活上他也拘谨得很，穿着朴素，连雨伞都舍不得换新的。 他那一届的学生里，有俩后来看起来不得了。 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叫蔡和森。 毛泽东当时爱问问题，常常一节课问仨。有时候问题刁钻得像故意找茬，但杨昌济不恼。他听完就慢慢地回答，有时答不上来，也不遮掩，回家查书，第二天再说。 蔡和森就不一样了。 他话少，但写字快。一节课记下的东西比别人数倍多。 课后跟人讨论时，说话像挖井，不快，但一直往下打。说到深处，别人就接不上了。 那几个学生常常扎堆，读书、争论、抄笔记，有时也吵架。谁说话太满了，马上就有人怼回来。他们在操场边读《新青年》，拿鲁迅的文章翻来覆去看。有时候一句话讨论一晚上。 杨昌济在这些学生里，看得最重的就是毛和蔡。 给朋友写信时，他说，这俩人将来要“肩大任”。没说得太夸张，就是那种你一听就知道是认真的评价。 只是他走得太早，很多事没看到。 1919年蔡和森去法国，赶上勤工俭学那阵风。 他家情况不宽裕，母亲葛健豪，是个裹小脚的女人，也是个硬骨头。 五十岁还坚持进女校，刚开始校方不收，她就跑到县衙门告状，说学校阻拦她受教育。知县一看，惊了。一个老太太拖家带口闹到公门来，这事不能小瞧。最后批了四个字：“奇志可嘉”。 这女人后来被人叫“革命的母亲”，不是白叫的。她儿女一大家，后面出了不少人。蔡畅、蔡和森，哪一个不是她熬出来的？ 蔡和森到了法国，住得简陋，吃得也差。 他在那种地方写了封信，回给毛泽东，信写得不兜圈子，说：得成立共产党，明明白白搞，不遮掩。他说得清楚，讲得透彻，连建党的基本形式都写了出来。 毛泽东回信很短，重点一句：“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这不是寒暄。那时候信寄一趟得好几个月，两边写的时候都不是随便写写，是压在心底很久的。 过了几年，风声变了，枪声也近了。 1930年，长沙识字岭，杨开慧遇害。 她当时二十九岁，死得很硬气，没哭，也没跪，站着挨的枪。那地方现在成了纪念点，可那年头，周围没人敢吭声。 她走的时候，三个孩子都还在长沙。 第二年，蔡和森在广州被捕。 他本来可以不死的，那时党内有些人劝他走，他不走。被抓后受了不少刑，但一句没松。 有人说，他最后一顿饭只喝了一口粥，没说遗言，就这么走了。 他三十六岁，正是人的好年纪。 而杨昌济早就不在了。 1920年就去世了，那会儿他身体早不好，饭也吃得少，课还一节不落地上。听说他去世那天，毛泽东就在身边。 之后毛写了篇悼文，讲了不少往事。那文没太多煽情，但读着就觉得他是真心疼这个老师。 时间推到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 那天北京风大，天亮得早，广场上挤满了人，谁也没提前排练过，全靠着一股劲儿。 他念完那段话，眼神在台下一扫，很多人说，那一刻他眼里泛了点水。没人能证明，但也没人愿意否认。可能他想到了谁——在法国写信的蔡和森，死在识字岭的杨开慧，讲课时从不抖包袱的杨昌济。 他们都没走到这一步。 长沙老屋那边，还有一个人活着。 向振熙，杨昌济的妻子，也就是杨开慧的母亲。她九十多岁了，那天坐在院子里，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没哭，也没说话。邻居说，她就那么坐着，听完了播音，然后慢慢起身，把椅子搬回屋里。 那把椅子后来还在，被人叫做“听国成立的老椅”。椅子没说话，但懂得的人，看到它就不吭声了。 长沙又下雨了，雨滴滴答答，落在屋檐下的老石板上。 隔壁院子传来孩子的哭声，还有母亲的喊声。有人打开收音机，新闻里播着老歌，沙沙的音质里，夹着远处拖长的火车汽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