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和徐向前，这是整个西路军主要领导里面在以后成就最大的两个元勋级人物，但让人奇怪的是这二人生前对西路军的多数历史问题都采取了缄默不言的态度，不过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不约而同的留下遗言，要求把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祁连山。 李先念和徐向前，不是一开始就走到一块的。 一个出身贫寒，从当学徒、挑脚夫一路混到红军里；一个从黄埔军校出来，指挥作战的本事早早就打出了名号。 他们真正“碰头”，是在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一带的时候。那年是1932年。 当时红四方面军刚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来，一路向西，敌人追得紧，部队疲惫不堪。李先念是红十一师的政委，带着部队翻山越岭，走的是关中、汉水那条线。他不是那种天生的军事指挥型人物，可干事很稳，能稳住兵心，也吃得了苦。 徐向前注意到他了。后来在军委里，提议让李进来。这不是抬举，而是觉得这个人靠得住。 红军在川北站稳脚跟没多久，国民党那边就开始了“六路围攻”。 刘湘、邓锡侯、田颂尧这些名字，纸面上看着冷冰冰，当时可都是实打实调了几十万人围上来。开会的时候，徐向前定下的是积极防御的打法，一边收缩阵地，一边等敌人露破绽。 李先念当时在西线带三十军，仗打得很紧。 他没有特别花哨的战术，就是盯住对面薄弱的地方一点点啃。 营渠、宣达这些地名，在今天地图上找可能要费点劲，当年是打得人脑袋嗡嗡响。最著名的那一仗，是冷水垭一线的突袭达县。 当时把刘存厚的“绥定王国”一锅端了，红军士气上来了，地方势力一下子收敛不少。那仗打完之后，徐向前专门找人夸了李先念一句，说这个年轻人“有一股子狠劲”。 后来就是黄猫垭那一仗，事情变得有点复杂了。 徐向前想搞一个深迂回的打法，绕到敌人的退路后面来个围歼，李先念支持，觉得能成。 最后两人拍板，准备硬干。 拂晓前，部队动了，山路窄，雪还没化，走得很慢。 等到了黄猫垭，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堵在山口。仗打得凶，李先念后来回忆说，敌人一拨拨冲，他脱了上衣就冲上阵地了。部队顶了一整天，子弹打完了就拼刺刀，最后是靠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两个师合力顶住。 敌人被困在山沟里，想退退不出，喊叫声一整夜没停过。 战斗结束那天，徐向前让人发了支烟，他坐在石头上抽了好久。李先念身上还沾着血，一句话不说，两人就那么坐着。谁也没庆祝，没人笑。 再往后，就是西渡黄河。 这是命令，不是他们自己定的。中央要红四方面军一部挺进河西走廊，目标很明确：打开新疆通道，建立新的根据地。听起来任务很大，其实那时候的部队已经很疲了。 粮食不够，弹药不全，还要穿越几百公里的荒漠。 刚开始几仗还算顺利，拿下几个据点，消灭了一些敌人。 可打着打着，补给跟不上，部队开始脱落。那时候，一些老兵说，晚上扎营不敢生火，怕暴露；白天行军口袋里只有干草和生豆子。 李先念和徐向前轮着指挥，身边的随员换了好几茬，死伤太多。 进到祁连山前，西路军已经是强弩之末。 梨园口是个卡口位置，部队一进去就被马家军堵上了。红九军当先锋，拼得很惨。那天他们几乎是肉搏到底，用石头砸、用枪托敲，最后连刀柄都打断了。 陈海松带队冲上去的时候，只留下一句话：“不管后面什么情况，这口山口不能丢。” 后来红三十军才上来，跟敌人打到天黑。徐向前亲自布阵，李先念在另一头调兵，整整一天，双方都没退。 夜里又起风，马家军趁着夜色又试着冲了几次，都没成功。 再后面，就是石窝山会议。 那天的会，没有什么正式程序，就是几个还活着的主要干部坐在一个山坡下，裹着破棉衣，有的腿上还缠着血带。 陈昌浩宣布：徐向前、他自己回陕北，李先念留守统一指挥残部。 这决定其实早就私下定了。徐向前听了，没说什么，过了会儿说了一句：“我不该走。”没人接话，空气一时沉得很。最后他站起来，说：“行，服从。” 李先念没表态，接了命令，也没多说。 过了一会儿，他转头跟王树声小声交代接下来的布防。那一晚没什么豪言壮语，只有咳嗽声和枪声远远传来。 西路军最终没能完成任务，几乎是全军溃散。 可这批人——李先念、王树声、程世才这些，还都在。后来中央评价，说他们是在“绝境中保存了种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人分在不同系统，一个在军队，一个在政府。 北京的胡同里，他们常互相串门。李先念说他一生有两个老师，一个教他打仗，一个教他管财政，打仗那个就是徐向前。两人说话从来不用拐弯，出了问题，李会直接找徐问。平时不怎么寒暄，可遇到重大事，李一定去找徐向前征求意见。 最后是徐向前走在前。 1990年，病重那阵，他对外不说遗愿，只对李先念讲了三条：不搞遗体告别、不设追悼会、骨灰撒在走过的几处山头。 说完，他点点头，说：“这些事，拜托你了。” 过了一年多，李先念也病了。 弥留之际，他也说了类似的话。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还有祁连山。 骨灰最终撒在了那些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