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广州军区司令员张万年，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军委领导集体找他谈话，听取他的意见。很明显，这是平调，并非升迁，张万年却十分坚决地回答说服从命令。军委领导问他有什么要求，张万年说我今年快63岁了，再干两年就该退休了，我在广州的家就先不搬了。军队历来是人走家搬，张万年却说不搬家了，意思是等他退休后到广州养老。没想到两年后张万年非但没有退休，反而获得提拔，担任了总参谋长。 1990年，张万年快63岁了，他接到命令，要去济南军区当司令。 张万年倒也没反驳，去军委谈话时，开口第一句就是：“我在广州的家不搬了。”那意思摆得挺明白，济南就干个两年，交接清楚就退。 军队里历来讲规矩，人走家搬，他这回破了个例，没人说什么，领导也点头了。 到济南以后，他整天泡在部队里，听汇报、下连队、跑训练场。 那时候他不像个有“再进一步”打算的人，反倒像个准备善后的人，尽量把事情捋顺点，好让接班人省事。 但谁也没想到，两年一过，情况全变了。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一开完，新一届中央军委要组班子，名单上突然多出他这个名字：总参谋长。有点像是本来打算收摊儿的铺子，一夜之间翻红了。 不少人觉得惊讶，连张万年自己都反应慢了半拍。 他确实没做准备。 他以为两年一过就能回广州，躲开北方的干冷，安安稳稳过晚年。 可这回，退休遥遥无期。 说到底，选他不是拍脑袋。邓那阵儿反复提，总参谋长得是“真正带兵”的人，不要搞花架子的。 张万年这个人，不太爱说场面话，也不爱写什么“思想汇报”，但部队听他的。 他带过兵，打过仗，从基层摸上来的那一类人，部队最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他参军早，1944年，16岁那年，家乡动荡，参了八路。那一代兵，进部队不靠推荐信，全靠一条命扔在前线。 他参加过多少次战斗，自己都说不清。有时候伤疤多了，连记忆都乱了。解放战争里，他的部队总是被派去打硬仗。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团长，后来当了“塔山英雄团”的团长，又去带了“铁军师”。这些番号不是说好听的，战史上有记录，谁打过，谁顶过，谁掉队，账都明明白白。 1978年，他还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 突然接到命令，让他立刻回部队。 很快，广西那边出动了，他率部队上前线，参加对越作战。他在一线待得时间不短，别人劝他在后方指挥，他摇头，说“眼睛得自己看”。仗打完，部队表现不错，报纸登了一篇长文，采访的是他本人，说他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经验。 那篇文章被邓看到了，对他有印象，这事成了他后面一步一步升上来的伏笔。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军队开始裁军、整编，那是大动作。 张万年也动了位置，从武汉调到广州，再从广州调到济南。 调来调去，看着像调动，其实更像是组织在观察他，看看他在不同地方管事的样子。 到济南后，他干得扎实。 军委那边听汇报听得顺耳，干部下面也服气。加上前些年邓对他有过关注，1992年一到换届，他就成了“上牌桌”的人选。 总参谋长不好干。 九十年代初，国际局势全在变。美军打伊拉克那一仗，打醒了不少人。 精确制导、电子战、空地协同，全是新东西。中国军队那时候技术落后，观念也跟不上。 张万年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干部学习高技术战争。 他常说一句话：“看不懂就打不好，得先把脑子换一换。”他不是搞技术出身的，但他知道自己不懂，就逼着大家学。 他自己参加培训班，听讲座，还把一帮总参干部拉着一起听。 他反复讲，“打仗别看你级别有多高，弄不清人家按哪个按钮发射，你就吃亏。”当时听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但又不能反驳。 他说得对，那几年，整个军队被他搅得动起来了。 除了打仗，他还干了一件让人记得住的事：驻港部队筹备。那是个麻烦活，涉及部队编成、人员选拔、法律对接，还有和香港社会的关系协调。 他一手抓纪律，一手抓形象。 有人跟他说，这种事交给政工部门就好，他不答应，说“不能等出了事再补漏”。 他办事细，文件改来改去，光一个“驻港部队行为守则”他就改了六七稿。有人觉得他较真，他回一句：“较真才能不出乱子。” 到了1995年，他升任军委副主席。 这个职务份量很重，尤其在那个时候。因为很快，台湾那边选举引发局势紧张。 大陆开始军演，导弹试射，一时之间，各方关注。 张万年在这时候站在了最前面，负责协调总参的应对动作。外媒说他强硬，国内说他稳得住，不管怎么说，那个阶段的动作安排，都离不开他。 他不是轻易发话的人，但一旦发话，就没人敢不听。 2002年他退下来，没留任，也没多说话。 那年他已经七十五岁，头发全白了，走路慢了一些。 有人去看他，他总说一句：“现在讲的都不是我懂的了，我得闭嘴。”说完笑一笑，眼神还亮着。 2015年冬天，北京的风大，天灰着。 他走得不动声色，媒体出消息时，很多人停了一下，说了一句：“这人，是真打过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