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天，远赴苏联的刘亚楼，从一位战友口中得知，自己在延安的妻子员凌漪改嫁给了别人。刘亚楼听后，犹如晴天霹雳，自己在苏联也没多久，她怎么就改嫁了呢？
他站在莫斯科的街头，秋风刮过来，像刀子一样，把他的思绪拉回到几年前。
故事要从头说起，那是在延安的时候，刘亚楼是个年轻的革命军人，整天打仗、搞革命，他和员凌漪都是陕西人，俩人在一次集会上见了面，彼此都觉得挺顺眼。
没多久，他们就结了婚，连毛主席都特意跑来祝福他们，大家伙都乐呵呵的，日子不久，他们的孩子就出生了，取名刘煜南，小家庭天天嘻嘻哈哈的，挺温馨。
那会儿，刘亚楼心里盘算着，打完仗就能安稳过日子了，可好景不长，日本鬼子打进来，全国都乱成一锅粥。
组织上有任务，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技术，他二话不说就收拾行李走了，临走只对妻子说了一句：等我回来，谁都没料到，这一走，就把家拆散了。
到了苏联，刘亚楼一门心思学习，想着学好了就回家团聚，可他不知道，在延安那边，员凌漪的日子难熬得很。
她一个人拉扯孩子，天天盼丈夫回来，有一天，延安那边传来消息，说刘亚楼打仗死了，这事不知是哪儿传岔了，但大家都信了。
员凌漪一听，整个人都垮了，哭得撕心裂肺，日子总得过下去，身边人劝她，说孩子还小，得找个依靠。
她就那么糊里糊涂改嫁了，她心里头明白，改嫁不是变心，是真没办法，那边还在念叨着等刘亚楼，没想到日子拖久了，希望没了。
消息传到莫斯科，刘亚楼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他想不明白：为啥她不等我？后来战友解释，说他的妻子等了，可等不到就嫁了。
刘亚楼一想，明白了：这仗打得稀烂，我自己在苏联混个安稳，倒把她扔在火坑里，他使劲让自己冷静下来，琢磨着这事不能怪她。
他忍住没告诉她活着的消息，就怕打搅她现在的生活，只默默把这份心思藏心里头，自个儿发狠工作起来。
在苏联的日子，他天天读书、学本事，把精力都放在革命上，时间过去，那种疼劲儿慢慢淡了。
冬去春来，有回刘亚楼参加莫斯科一个音乐会，台上坐个姑娘在弹钢琴，叫翟云英，她是个中俄混血，又年轻又有才气，弹得琴声溜溜的。
刘亚楼一下子听进去了，那琴声像说话一样，讲着战争的苦和乐，他就觉得这姑娘眼熟、舒服，一打听，翟云英比刘亚楼小一大截，才十八岁，他自个儿都三十五了。
他俩聊了聊，谈革命、谈理想，发现志同道合，慢慢就走一块儿了，感情这事，不是光图年纪般配的。
翟云英不在乎别人说闲话，认定了就不变心，后来，部队高层的罗荣桓同志亲自批了这事，俩人在大连结的婚，婚礼挺朴素，但大伙都高兴，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婚后，刘亚楼继续在部队忙活，翟云英就在家操心娃儿和家务，他们还生了四个孩子，家庭和和美美的。
翟云英性子硬，把家撑得稳稳的，刘亚楼在战场上冲杀，俩人互相成全，熬了十几年，新中国成立时，他们的日子就跟铁打的一样结实。
回头看看刘亚楼这辈子，第一段婚姻在动乱中分开，是时局逼的，留下的就是一份回忆；第二段呢，建立在革命和理想上，虽然后头风风雨雨的，可俩人是真携手过完一生。
刘亚楼和员凌漪的故事里，是战火的无奈；和翟云英在一块，是风雨后的安稳，这些事，都记在那个年代里，叫人寻思：人活一辈子，可不就为了那个“真”字嘛？真心换真情，啥都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