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分别为各自所发起的冲突提供了各自的意识形态辩解。普京宣称，俄罗斯正与西方进行一场“永恒的战争”，而西方则企图消灭俄罗斯这个民族。而内塔尼亚胡则声称，犹太国家正面临着来自各方的生存威胁。然而，沙洛姆·本·阿米指出，乌克兰与加沙的战争并非真正的“生死之战”，而是两位领导人根据自身利益作出的“选择性战争”。
民主国家与极权政权对于战争的态度截然不同。在20世纪30年代，暴力冲突成为极权主义政权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而民主国家则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到这些战争中。同样，现代中东的阿拉伯政权也长时间宣扬要摧毁以色列，但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只参与了那些确实必要的战争。因此，当内塔尼亚胡决定让以色列陷入这场选择性战争时，不禁让人怀疑，以色列是否仍然是它曾自诩的民主国家。
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始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屠杀导致约1200人丧生。最初，这场冲突被视为对恐怖行为的正当反击，但很快变成了一场暴力无度、民众深陷痛苦的战争，并伴随公然的战争罪行。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深入调查，内塔尼亚胡本可以在多个关键时刻结束这场流血的冲突。当时，军方认为继续战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并强烈支持停火。然而，内塔尼亚胡却选择了继续战争。
内塔尼亚胡的这一决定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他希望延续自己的权力，同时避免因涉嫌腐败而面临审判。他依赖的脆弱联合政府，深受法西斯主义和宗教狂热分子支持，这些势力要求以色列实现全面胜利——一个实际上无法实现的目标——以及对加沙的长期占领。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内塔尼亚胡积极阻挠停火谈判，拖延了哈马斯所扣押的人质的释放。即使在某些协议达成后，他仍然单方面撕毁了这些协议。
然而，内塔尼亚胡的冷酷选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加沙地区正面临极其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数百名以色列年轻士兵在战争中丧生，成千上万的人受伤，其中不少人将终身残疾。此外，他还破坏了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达成的历史性和平协议的机会，这本可以成为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一个世纪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从内塔尼亚胡的角度来看，这场加沙战争却是一次巨大的“政治胜利”。他成功阻止了对2023年大屠杀责任的国际调查，尽管他自己过去与卡塔尔一同资助哈马斯，并且在袭击发生之前并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此外，他还巧妙地拖延了自己的腐败审判。
然而，这只是内塔尼亚胡利用战争达成目标的一部分。他目前掌控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以色列历任总理，且通过这场战争，他正在通过替换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来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逐步将其亲信安插上重要岗位。他即将成功清除自己政敌——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阿拉，而这正是长期以来政府削弱司法独立和权威的举措之一。同时，以色列民众在一场激烈的爱国主义宣传攻势中，渐渐忽视了民主制度的衰退。
与内塔尼亚胡的做法类似，普京也在冲突中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力。像内塔尼亚胡一样，普京在多次机会中放弃了以有利条件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几个月前，如果普京同意停火协议，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将俄罗斯在入侵期间占领的所有乌克兰领土交给俄罗斯。然而，普京的目标显然更为宏大——他要求俄罗斯对整个东乌克兰（克里米亚除外）拥有完全主权，并要求剩余的乌克兰成为一个中立且解除武装的国家。他还希望北约在东欧撤退，以恢复俄罗斯过去的“势力范围”。他绝不会接受任何低于这一要求的妥协。
普京深知，阿富汗战争中的伤亡曾促使苏联精英阶层放弃政权。因此，他避免大规模征兵，确保俄罗斯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官僚精英不会被迫参加战争，而是依赖来自较贫困省份的士兵，这些士兵以丰厚的报酬为诱饵招募而来。尽管乌克兰战场上俄罗斯的伤亡人数剧增，但这些具体的数字依然没有公开，俄罗斯媒体自然也不报道相关情况。
在以色列，有一句民间俗语：“贝尼布拉克是没有军事葬礼和悲伤母亲的地方。”内塔尼亚胡通过确保极端正统派男性免于服兵役，确保了这句话的现实意义。极端正统派群体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关键支持力量，他因此向这一群体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补贴，保障了他们能够过上寄生式的生活方式，尽管以色列正在为与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及伊朗的战争支付着巨额开支。
每一场战争背后都少不了个人的冷酷无情和自私动机。无论如何，两位领导人的行为都揭示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墟中，正在经历急剧的衰退，这种衰退使得他们的冲突能够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