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于谦一贫如洗，却爱上了高材生白慧明，女方父亲警告他：我绝不会给我女儿找个爹当老公，可没想到，于谦只说了一句话，老丈人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199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并不算大的剧组里，29岁的于谦一边拍戏一边琢磨接下来要怎么活下去，那时候的他，刚从相声舞台转战影视圈，整天在剧里跑龙套，剧本里不是老板就是路人，戏份不多，镜头也少，他的脸不属于那种一眼就能让人记住的英俊模样，反而有些着急的老相，站在人群里像个提前步入中年的剧务人员。 而那年，19岁的白慧明还是北京联合大学的学生，学校组织她们来剧组实习，看看剧是怎么拍的，演员是怎么表演的，她和几个同学一起混在片场，拿着笔记本东看西记，像一群好奇的小麻雀，在片场叽叽喳喳。 于谦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休息区的角落，女孩坐在小马扎上，困得眼皮直打架，还坚持一页一页地翻着剧本，她没化妆，穿着普通的牛仔裤和T恤，脸上是学生特有的稚气和认真，于谦看了一会儿，觉得这个姑娘挺特别，没有那种急着露脸的浮躁，也没有那种“我要当明星”的眼神。 后来他注意到她泡了一壶花茶，可水温太高，茶叶放得也太多，颜色深得发黑，她皱着眉头尝了一口，明显喝不下去，但没说什么，还是继续喝，于谦走过去，没多说话，拿起她的杯子就去兑水，来来回回兑了好几次，把那壶茶调成了刚刚好的状态，白慧明看了他一眼，没说谢也没拒绝，只是继续喝，眼神却变得柔和了些。 剧组的进度很快，四天后她们学校的实习就要结束，于谦知道自己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于是草草写了张纸条，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全写上去，递给了她，他没多说什么，只是希望她有空能联系一下。 等她们走之后，于谦开始每天盯着电话，心里七上八下，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大多数人用的是寻呼机，他的寻呼机几天都没有动静，心里越来越没底，直到有一天收工，他一看寻呼机，竟然收到好几条留言，都是白慧明发来的，他着急地回了电话，两人约了见面。 那次见面他提前买了两枝玫瑰花，一路上紧张得不行，见到她之后，他也没说太多，只是把花递过去，白慧明接过花，没有多问，两人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了交往。 半年后，于谦跟着她回天津老家见父母，白慧明的父亲一见到他，脸色就沉了下去，一个比自己女儿大十岁的男人，还是在剧组里跑龙套的演员，怎么看都不是理想女婿的样子，而且于谦那副“长得着急”的样子，更让人难以接受。 但于谦没有退缩，他开始频繁地往白慧明家跑，有时间就去帮忙干家务，洗菜做饭、收拾院子、修理水龙头，什么都干，他不善言辞，却用行动一点点争取着老人的认可，他知道自己没什么背景，也没有稳定的收入，但他愿意努力去做一个可靠的人。 白父一开始只是冷眼旁观，后来慢慢发现，这个看起来油头滑脑的年轻人，其实骨子里挺实在，于谦做事不敷衍，说话也不假惺惺，最重要的是，他对女儿特别上心，白慧明下班晚了，于谦就守在胡同口接她；天气冷了，他就提前给她买好手套；她感冒了，他守着一宿不睡。 这些细节，远比甜言蜜语来得管用，几个月后，白父终于点头表示同意，2000年，两人办了场简单的婚礼，没有大排场，也没有宾客盈门，但那天于谦的笑容，几乎从早上定格到了晚上。 婚后的生活并不容易，于谦的事业没什么起色，剧组工作零零散散，收入也不稳定，家里的开销几乎全靠白慧明一个人上班赚来的工资，她白天在单位跑文案，晚上回家还得做饭洗衣，于谦有时候心疼得不行，但又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她累得不行时，给她泡上一杯热茶。 后来，白慧明怀了孩子，那时候于谦正好接了不少演出，忙得脚不沾地，她一个人去做产检，一个人准备待产包，一个人坐月子，孩子出生那天，于谦还在外地演出，等他赶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满月。 于谦心里难受，但白慧明一句埋怨都没说，她知道，这就是生活的节奏，于谦在外面打拼，她在家里守住后方，两人像两块拼图，互相补足，哪一块都不能缺。 随着德云社慢慢走红，于谦的工作越来越多，他不是那种张扬的人，在舞台上捧哏，更多是衬托郭德纲的存在，但私底下，他的分量一点不轻，在德云社的年轻人眼里，他是师父，是大哥，是能给人安全感的靠山。 可在家里，他始终是那个会给老婆泡茶的男人，尽管他开始迷上收藏、养马、搞音乐，生活变得丰富又分散，但他从没忘记家是根，他在外面再热闹，回到家，还是会给白慧明带点她喜欢吃的小吃，哪怕只是路边的糖油饼。 有一次，白慧明跟着去剧场看演出，台上郭德纲调侃“谦嫂”是“被窝变活人”，全场笑成一片，她坐在观众席上，笑着笑着有点哭笑不得，回家后，她小声抱怨了一下，于谦只是笑着说：“咱们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她也就不再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