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泽东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得知还有一批人后，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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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对于这些年迈的前政治犯，继续关押的意义已经不大，毛泽东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周恩来虽然正在医院治疗，仍然亲自审查了所有战犯的材料。最初的报告中，有13人被标注为“思想顽固”，建议继续关押。但毛泽东看完报告后直接批示：全部释放，一个不留。
197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了第七批特赦令。这次特赦涉及293名人员，包括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满洲国官员等。
每个被释放的人都获得了《特赦通知书》，政府还为他们安排了住所，提供了生活费用。生病的人先送医院治疗，身体健康后再办理出狱手续。
释放当天，北京饭店举行了招待会。293名获释人员穿着统一发放的新衣服参加。政府官员在会上宣读了特赦决定，强调他们从此恢复公民权利。
当时正值中美关系缓和期，西方媒体普遍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政治自信和人道主义精神。
获释人员的去向各不相同，其中约30人选择前往台湾或香港与亲属团聚，260多人留在大陆生活，政府为留下的人安排了工作或养老保障。
这次特赦采用了“无条件释放”方式，不需要获释人员签署任何保证书或悔过书。这在新中国历次特赦中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
从1959年到1975年，中国共进行了七次特赦，累计释放各类战争罪犯和反革命罪犯4万多人，第七次特赦标志着对国民党战犯改造工作的彻底结束。
这些获释人员中，不少人后来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的成为文史研究员，有的参与统战工作，为祖国统一和两岸交流作出贡献。
特赦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准确判断，经过20多年改造，这些昔日对手已不再构成政治威胁，继续关押意义不大。
从人道主义角度，这些人大多已是古稀之年，让他们在有生之年获得自由，体现了“胜者”的胸怀和智慧。
获释人员普遍对这次特赦表示感激，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余生中保持了对新中国的支持态度，一些人还积极参与了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活动。
1975年特赦作为新中国特赦史上的最后一章，不仅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也为处理政治分歧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它告诉人们，政治恩怨可以通过理性和宽容来化解。
它提醒我们，当拥有绝对优势时，如何对待曾经的对手，往往能体现一个政权的成熟度和历史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