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毛主席问高碧岑：“中国北临苏联，南临印度，东临日本，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攻击中国，我们怎么办？” 1969年，中国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那一年，国内刚刚经历十年的剧烈动荡，国际局势却更加不容乐观，北方的苏联，刚在珍宝岛与中国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战火虽停，敌意却在升温，苏联在整个中苏边境部署了超过百万大军，坦克、战机、导弹部队一字排开，甚至还有数百架挂载核弹头的轰炸机，苏联高级将领和苏共领导人开始讨论是否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真实存在于情报报告中的警告。 南边的印度也不是让人安心的邻居，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虽然以中国胜利收场，但边界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被称为“藏南”的地区仍被印度实际控制着，1969年，印度与苏联签署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表面上是合作，实则是战略上的靠拢，这使得中国不得不考虑南北同时受压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东边的日本也在悄然恢复军事力量，尽管战后受到限制，但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的自卫队不断扩充，配合着美军在横须贺、冲绳等地的基地，一旦局势升级，日本完全可能成为军事对抗中的一环。 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真正可靠的朋友，和苏联早已反目，和美国则是敌对状态，中美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立，还在越南战场上间接交火——中国支持北越，美国支持南越，双方虽然没有直接宣战，但在战场背后早已刀光剑影，中国的外交处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孤立无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继续被动挨打显然不是出路，必须寻找一个突破口，而要想跳出被围困的局面，首先得看清敌人的真正布局，中国领导层敏锐地意识到，看似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的苏联、印度、日本，其实并非铁板一块，这三者之间并没有牢固的联盟，反倒各有各的算盘，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冷战正激烈展开，彼此视为头号对手，印度虽与苏联合作，但仍坚持不结盟政策，日本则完全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与苏联关系并不融洽。 正是从这种缝隙中，中国看到了机会，如果能够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打破苏联对中国的战略压迫，而美国，虽然与中国关系紧张，但并没有直接侵略中国的历史恩怨，相比之下，沙俄和苏联早年对中国的领土侵占则让人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那个时期的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财政压力巨大，尼克松政府急需寻找外交上的突破来缓解局势。 中国判断：美国此时有可能愿意在外交上“松口”，这不仅仅是一个对外政策的调整，更是一次冷静的战略转向，中国不再一味强调意识形态敌对，而是开始以大国博弈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关系，这种战略上的成熟，最终推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外交布局。 中美之间的接触并非一夜之间完成，从1969年开始，中国就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友好信号，原本已经中断多年的中美驻波兰大使级会谈悄然恢复，同时，中国还利用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国作为中介，向美国传达出改善关系的意愿，这些举动并不张扬，但步步为营，逐步为后来的外交突破打下基础。 1971年，一次体育赛事成为关键转折点，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美选手之间的几次友好互动引发全球关注，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在当时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动作，表面上是体育交流，实则是中美之间的一次政治试探，这场被后人称为“乒乓外交”的事件，为中美关系的解冻打开了一扇窗。 紧接着，尼克松政府迅速作出回应，1971年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举行长时间会谈，双方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深入磋商，也为更高层级的访问奠定了基础，仅仅半年之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踏上中国土地，与毛泽东会面，并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这份文件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式走向缓和，中国从被孤立的边缘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关键角色。 这次外交突围的影响远不止中美之间的关系改善那么简单，苏联一看到中国与美国接近，立刻感受到巨大压力，原本还在考虑是否采取军事手段打击中国的苏联，也不得不重新权衡代价，中国的安全环境因此获得极大缓解，边境上的对峙局势逐渐降温。 不仅如此，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行动，日本、西德、意大利等国陆续与中国建交，曾经冷清的外交舞台突然热闹起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质的变化，从一个被围堵的国家，变成了可以主动参与世界事务的力量，这种转变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