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中国人比杀一只鸟还要轻松愉快！”一名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这样说道：“在南京，我砍了5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 1937年，淞沪会战就这么打响了，谁都没想到，日军的子弹不光对着战场上的士兵，更朝着街上的老百姓招呼过来。 《申报》8月15日那天写得清清楚楚，虹口那边的居民，因为走得太急没来得及跑，就躲在家里想等炮火过去。 可日军根本不管这些，端着刺刀、举着大刀挨家挨户地闯，见人就砍，吴淞路那一带，死人堆得老高，血顺着马路往低处流，汇成了一条条小血河。 到了8月24日，从高郎桥到保定路，再到华德路（现在的长阳路），被日军打死的人有一百多个，尸体就那么躺在街上，没人敢去埋。 祥生汽车公司的学徒刘纪楼，他说长治电影院对面，有家出租汽车公司的场地，尸体堆得跟小山似的。 那些都是想过外虹桥的难民，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之后，一个个拖到那堆着。 远远看过去，黑糊糊的一片，走近了才看清，有老人，有妇女，还有没长大的孩子，姿势扭曲着，看得人心里直发紧。 日军10月27日占了闸北，直接就往房子上泼硫磺，点了火，有三个消防员，看火势太大，顾不上危险就冲出来救火，结果被日军逮住了。 日军把他们的衣服扒光，找来大铁钉，把他们的手脚钉在从旁边民房拆来的大门上。 一扇门的正反两面各钉一个人，另一扇门只钉了一个，日军看有空位，又抓来个警察，也这么活活钉在了门上。 接着，就用刺刀在这四个人的额头、眼睛、胸口乱戳，惨叫声一开始还挺大，慢慢就没声了，到最后连气都没了。 8月23日，宝山罗店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正忙着给伤员包扎，日军的子弹就扫过来了，副队长和一个医师当场就没了气。 上海宝山区的罗泾乡，8月23日夜里还挺平静，养鸭的沈阿兴，想着摸点蟛蜞给家里人做个粥，就到薛敬塘江堤边忙活。 还有几个农民，在田里踩着水车，想着多浇点水，秋天能多收点粮食。 可谁也没料到，日军的军舰突然亮起了照明弹，把夜空照得跟白天一样，紧接着炮弹就 “嗖嗖” 地往岸上砸。 登陆的日本兵，见了人举枪就打、拿刀就砍，沈阿兴和那几个踏水车的农民，就这么倒在了血泊里，成了罗泾大屠杀最先遇害的人。 《罗泾乡志》里记着，这场屠杀里，2244个村民没了命，能叫出名字的就有1495 个。 潘桥那边，112个人被杀；徐家角36个村民被赶到一起，集体被枪杀。 有个青年因为瘫痪，一直躺在床上，日军硬是把他从屋里拖出来，一刀就刺进了胸口。 倪家村的姜杏多，怀着孕，还带着个两岁的孩子，正躺在床上养病，日军一把火就把房子点了，娘俩就这么被烧死在屋里。 杨家村的裴引宝，被日军割掉了一只乳房，然后和儿子戚祖根一起被刺刀挑死，三岁的小孙子戚阿照，也被日军用枪托把脑袋砸裂了。 仓头村的奚斗如一家更惨，三岁的儿子、怀着孕的妻子董金宝，都被日军刺死之后，扔进了鱼塘，塘里的水都被染红了。 日军的屠刀顺着京沪线往南砍，苏州、镇江、无锡、常州……那些地方水多，运河里漂着的尸体太多，船都开不动了，水流都慢了下来。 这些尸体沉下去又浮上来，泡得肿乎乎的，根本分不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到了南京，就更成了人间地狱，三十万同胞死在了日军的屠刀下。 有个叫冈崎茂的原侵华日军士兵，奈良县人，南京大屠杀那年才22岁，在第16师团步兵第38联队第1大队当兵。 他后来跟人说，在南京砍了5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拍苍蝇一样，还说诀窍是留着脖子前面的皮，别切断。 让那些人盘腿坐着，双臂交叉在胸前，头砍掉的时候，人就往前倒。 他们还把中国人绑在烧剩的柱子上，叫部下用刺刀练习刺杀，杀中国人的时候，比杀一只鸟还轻松愉快。 这个师团还有个臭名昭著的“百人斩”，向井敏明用一把叫“关孙六”的刀，砍杀了上百人。 他还跟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记者炫耀，说刀刃上的缺口是因为把一个人的钢盔劈成两半造成的。 正常打仗，刀哪经得住这么砍，只有杀那些没反抗能力的平民和战俘，才能让刀保持得这么“完好”。 南京大屠杀三十万遇难同胞，上海及沿线死难的无数老百姓，都是日军犯下滔天大罪的证据。 有人想把这些事忘了，可这些历史就像刻在石头上的字，擦不掉。 那些被钉在门上的消防员，被劈开头颅的孩子，被当“试刀”对象的平民，他们的痛苦不该被时间磨掉。 当年日军敢这么横，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弱，现在国家强大了，但我们不能大意。 军国主义的坏心思还没完全消失，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事记在心里，当成努力的动力。 刻在民族身上的伤疤，最后都会变成让我们站直了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