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参谋带着2个伤员打游击，3人总共才1条枪，不料短短4年，这个参谋就把队伍壮大了百倍，4年时间就扩充了800余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在与国民党顽军的激战中伤亡惨重，大部队突围之际，刘奎带着两名重伤员被迫滞留敌后，当时，他们手中仅有一条步枪，弹药不足，粮食更是匮乏，深山密林之中，枪响即是暴露，饥饿则是常态，但刘奎并未因此低头，他深知，如果仅仅藏身苟活，不仅无法完成组织的任务，连这两名伤员也难逃厄运，他必须找出一条出路，而这条路，注定艰难险阻。 他首先设法安置伤员，依靠山民的帮助将他们藏匿在一处藤蔓密布的山洞中，洞内简陋至极，但至少能避风躲雨，刘奎则白天外出侦查地形和敌情，夜晚返回照料伤员，他的心里明白，单凭三个人和一条枪是无法在敌后生存的，必须尽快扩展队伍，开展游击战，他开始走访附近村庄，寻找抗战意愿强烈的青壮年，讲述新四军坚持抗战的宗旨，他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辞，只是用最质朴的语言说着自己亲历的战火与牺牲，而这些话，在饱受日伪暴行的老百姓心中，激起了共鸣。 起初响应者寥寥无几，毕竟在敌人的铁蹄下，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但很快，几位有血性的村民悄悄找到他，表示愿意一同抗战，这便是最初的雏形，刘奎给他们分工、训练、讲纪律，哪怕手中只有锄头、柴刀，也要练出兵的模样，他知道，真正的战斗，不是靠武器的锋利，而是靠意志的坚定。 但仅靠意志是无法赢得战争的，武器弹药的短缺始终是悬在头顶的利刃，很快，刘奎从地下党组织处得知，庙首镇伪乡公所驻有日伪警察，且武器储备颇丰，他带着十余人冒充农民和小商贩，趁夜潜入镇中，伺机缴械，行动时，他们先在路上截获敌人巡逻队，夺下武器并换上敌军制服，然后光明正大地走入乡公所，里应外合之下，敌人措手不及，数支步枪和一批弹药被成功缴获，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也让这支小队逐渐有了“队”的样子。 此战一出，附近村庄的百姓开始对这支队伍刮目相看，有人送来粮食，有人主动加入队伍，刘奎并未因此自满，更未放松警惕，他深知，日伪军不会坐视不理，果不其然，1942年起，敌人开始频繁围剿，不仅封山断粮，还派出假冒游击队员残害百姓，企图挑拨民众与抗日武装之间的关系，面对这种情况，刘奎果断采取应对策略，他将队伍分散隐藏，灵活机动地布防，同时组织宣传力量，澄清真相，稳住民心，在一次突袭中，他腿部中弹，强忍剧痛指挥队伍撤离，最后独自一人拖着伤腿，翻山越岭逃脱追兵，走投无路时，他纵身跳下悬崖，侥幸被半山腰的大树接住，之后在山洞中靠野果和猴群储藏的谷穗度日，直到伤势稍愈，重返战斗。 这样的经历并非孤例，而是刘奎抗战岁月的常态，他不是没有害怕过，但从未退缩，他将游击战术运用得出神入化，专挑日军运输队和小据点下手，打完就走，从不恋战，有时还故意制造假象，让敌人误判兵力，疲于奔命，他要求队员严守纪律，抢来的物资必须平分，伤员优先照顾，哪怕条件再苦，也绝不允许拖欠百姓一粒粮、一根针，这些举措不仅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也让队伍内部形成了强烈的凝聚力。 到了1944年，刘奎的队伍已发展到数百人，他开始在皖南山区建立根据地，组织群众开荒种地，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设立简易医疗点，救治伤员；创办夜校，教孩子识字，他深知，战争不只是枪炮的搏杀，更是信仰与希望的较量，他要让百姓看到未来，而不是只看到眼前的苦难。 抗战胜利前夕，这支从深山中走出来的队伍已发展为八百余人的抗日武装，成为皖南地区敌后战场上的一面红旗，敌人对刘奎的通缉赏金从几千大洋涨到上万，却始终未能将他擒获，他的名字在皖南传得越来越响，百姓称他为“打不死的刘奎”，不仅因为他九次负伤、九次死里逃生，更因为他是那个在绝境中点燃希望的人。 战争结束后，刘奎并未急于功成名就，而是主动请缨，奔赴那些曾血战过的旧地，寻找战友的遗骸，将项英、袁国平等人遗骨一一带回安葬，他参与新中国的保卫工作，警惕如前，初心未变，直到1979年，他才静静地闭上双眼，结束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