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八路山头多，由谁掌舵成难题，43年毛主席果断将指挥权交一人 “1943年5月，延安窑洞里，毛主席放下电报，对刘少奇说：‘山东，再拖不得了，得有人镇得住。’”简短一句，定下关乎华北大局的棋子。彼时胶东海风仍带着硝烟味，道路两旁新坟连着旧冢，抗日根据地却因指挥权反复摇摆，像一条缆绳上打了好几个死结，谁也解不开。 山东的重要性，老兵都清楚：东两面是大海，随时能接应外援；西北挨着津浦、陇海两条铁路，日军调兵最快的通道就在脚下。能稳住山东，就能牵制华北敌军，分担太行与陕甘的压力。也因此，自1936年起，中央陆续派出黎玉、张经武、朱瑞、徐向前等人“掌舵试水”。大家都是好手，却因军政分置、山头林立，始终未能把两支主力——115师与山东纵队捏成一个拳头。 先看设想：1939年总部把徐向前空降山东，挂第一纵队司令名号。徐向前资格硬，红四方面军老总，黄埔一期老党员，讲话一句顶三句。结果呢？一年不到即奉命回延安，第一纵队番号随风散去。山头问题依旧，战术得分，战略丢分。 紧接着朱瑞、陈光、罗荣桓三足鼎立。朱瑞懂政治，爱出点子；陈光打仗猛，却急脾气；罗荣桓为人稳，常以“毛主席说主力要让地方三分”为镜自照。三人背景不同，目标相同，但磨合期刚过，日军大“扫荡”扑面而来。陆房之战，陈光判断失误，师部被包围，靠罗荣桓从外围调小股部队接应才脱险。战后有人气得拍桌子：“要是罗政委在师部，这么大窟窿能出现？” 矛盾随之尖锐。一边是朱瑞电报直陈“115师指挥不力”，一边是陈光抱怨“山纵各自为政”。延安收到互怼电报，毛主席批示：“路线对的就别换，先稳住。”言下之意，核心还没找准，换谁都治标不治本。 时间来到1942年。刘少奇奉命巡山东，带着一纸“整风”方案。刘少奇实地走访后回报：朱瑞优点多，浮躁亦多；陈光肯拼，但缺少全局目光；罗荣桓身体差，却最能团结人。毛主席盘棋盘：山东之局，需政治统帅，军事可分层；需耐心，需权威；需一颗能把各路脾气揉进一个锅里的心。硬指标一条条对照，罗荣桓愈发突出。 于是1943年9月，中央文件下达：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军区政委，朱瑞、陈光调延安参加七大。换人不换枪，八路军番号不动，所有任务口径归一——“听罗政委调遣”。文件一出，山东军政系统像突然拧紧的螺丝，吱呀一声归到一条线。 有意思的是，罗荣桓此时肾病已到了夜尿带血的程度。医生劝他回延安休养，他只答一句：“统一尚未完成，我先不走。”从整风到减租，罗荣桓一条条抓。他先让机关瘦身，把多余的处室合并，十三个骨干团留作拳头，其余编入地方支队；再用“分田不分地契”的办法减租减息，地主少收三成，佃农心气立刻高涨；同年冬天，大生产运动铺开，部队自己种棉花、织军被，据说一个冬天织出的棉被能铺满八百里黄河古道。 军事上更见分量。太平洋战局逆转，日军抽调关东军增援南线，山东敌伪兵力开始缩水。罗荣桓抓住缝隙，指挥第九、第十团在胶济铁路两侧连续发动袭扰战，拆轨、炸桥、伏击交通队，迫使日军不得不把增援部队又拉回来“救火”。当时胶东群众打趣：“罗政委隔三差五给东洋人送‘惊喜’。” 到1945年抗战结束，山东抗日根据地人口扩大到二千四百万，正规军二十七万，地方武装与民兵接近两百万。数字不仅惊住日军，连友军也心里打鼓。著名的“芦苇荡会议”上，华北某军首长私下嘀咕：“山东的家底，顶得上一支大军区。” 战争尾声，中央着手总体战略布局。罗荣桓按命东进东北，只带了副官和医生，途中在安东火车站上还给山东军区来电：“干部要走一批，保证半岛不失序。”后来东北野战军编制里，山东籍干部占了近四成，成为林彪打四平的骨干；华东野战军序列中，出身山东的团以上军官多得很，粟裕感慨：“罗帅当年那十三个团，真是金子。” 建国后罗荣桓任总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元帅，排名第八。1962年毛主席对客人说：“只换了一个罗荣桓，山东的棋活了，全盘就活了。”一句评价，既是肯定，也是提示：治军治党，最紧要的是把人孔好。 遗憾的是，罗帅在1963年12月病逝，年仅六十一岁。身后未留子嗣，留下的是一架旧皮箱，几套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还有那十条朴素到极致的格言——“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老战士回忆，罗帅办公室墙上最显眼的，是“算得到，做得完”六个字，他常说：“打仗做事，算盘珠儿得拨响，不能只会拍胸脯。” 如今翻阅山东战史，那些山头与矛盾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最胶着的岁月里，有人用一颗稳如山的心，搭起了团结的桥梁，让山东这艘大船顺流而下，驶进了胜利的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