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颖超面对总理遗物，做出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决定！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在西花厅，邓颖超着手料理总理的后事。整理遗物时，她反复强调，要遵照总理生前“反对特殊化”的意愿，能用的物品分发给需要的人，其余则妥善处理，绝不浪费任何资源。这并非一时之念，早在1956年，总理夫妇就已约定，身后不留骨灰，不建纪念馆，不留任何个人财物。1982年的遗嘱中，邓颖超再次重申，他们居住的房屋属于国家，应归还公用，西花厅的一切物件，包括书籍和私人信件，都应交由国家相关机构保管。
打开总理的衣橱，映入眼帘的是几件朴素的灰色中山装，袖口磨得发亮，衬衫领口补丁叠补丁，有的甚至换过好几次。其中一件是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定制的，竟穿了23年，直到去世前还作为正式场合的服装。邓颖超细致地检查着每一件物品，在一个抽屉深处，她发现了一双缝着纱布的布鞋。这是1975年总理身体抱恙时，为会见金日成主席特地赶制的。当时总理脚部浮肿，旧鞋穿不上，警卫员连夜缝制了这双鞋，并在鞋跟处加了层纱布防滑。这双布鞋陪伴总理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件被保留的遗物。
在分配其他可用物品时，邓颖超坚持“先职工，后亲属”的原则。总理的警卫、司机、厨师都收到了中山装、毛毯等衣物。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回忆，她分到了一套旧中山装和一件泛黄的衬衫，领口和袖口都打了补丁。总理常穿着这件衬衫接见外宾，外面再套上中山装，以此遮掩补丁。这些衣物后来被捐赠给了周总理纪念馆，成为他简朴生活方式的见证。
除了这些旧衣物，总理留下的存款只有5709.80元，这是他一生的积蓄。邓颖超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全部捐作党费。她自己生活并不富裕，却从未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处理完总理的遗物后，邓颖超继续住在西花厅，一切如故，办公室的台灯依然亮着，办公桌上的日历停留在1976年1月8日。她经常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望着窗外总理生前最爱的海棠树。尽管身体每况愈下，她依然忙碌工作，直到1992年7月11日与世长辞。她去世时，个人积蓄仅有11146.95元，同样全部捐作党费。遵照遗嘱，她的骨灰撒向了天津海河，与周总理的骨灰融为一体。这对革命伴侣，最终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他们将全部奉献给了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