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颖超面对总理遗物,做出了一个令人动容的决定!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在西花厅,邓颖超着手料理总理的后事。整理遗物时,她反复强调,要遵照总理生前“反对特殊化”的意愿,能用的物品分发给需要的人,其余则妥善处理,绝不浪费任何资源。这并非一时之念,早在1956年,总理夫妇就已约定,身后不留骨灰,不建纪念馆,不留任何个人财物。1982年的遗嘱中,邓颖超再次重申,他们居住的房屋属于国家,应归还公用,西花厅的一切物件,包括书籍和私人信件,都应交由国家相关机构保管。
打开总理的衣橱,映入眼帘的是几件朴素的灰色中山装,袖口磨得发亮,衬衫领口补丁叠补丁,有的甚至换过好几次。其中一件是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定制的,竟穿了23年,直到去世前还作为正式场合的服装。邓颖超细致地检查着每一件物品,在一个抽屉深处,她发现了一双缝着纱布的布鞋。这是1975年总理身体抱恙时,为会见金日成主席特地赶制的。当时总理脚部浮肿,旧鞋穿不上,警卫员连夜缝制了这双鞋,并在鞋跟处加了层纱布防滑。这双布鞋陪伴总理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件被保留的遗物。
在分配其他可用物品时,邓颖超坚持“先职工,后亲属”的原则。总理的警卫、司机、厨师都收到了中山装、毛毯等衣物。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回忆,她分到了一套旧中山装和一件泛黄的衬衫,领口和袖口都打了补丁。总理常穿着这件衬衫接见外宾,外面再套上中山装,以此遮掩补丁。这些衣物后来被捐赠给了周总理纪念馆,成为他简朴生活方式的见证。
除了这些旧衣物,总理留下的存款只有5709.80元,这是他一生的积蓄。邓颖超毫不犹豫地将这笔钱全部捐作党费。她自己生活并不富裕,却从未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处理完总理的遗物后,邓颖超继续住在西花厅,一切如故,办公室的台灯依然亮着,办公桌上的日历停留在1976年1月8日。她经常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望着窗外总理生前最爱的海棠树。尽管身体每况愈下,她依然忙碌工作,直到1992年7月11日与世长辞。她去世时,个人积蓄仅有11146.95元,同样全部捐作党费。遵照遗嘱,她的骨灰撒向了天津海河,与周总理的骨灰融为一体。这对革命伴侣,最终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东西,他们将全部奉献给了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