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生我的时候那是在计划生育抓的严。她一辈子生了7个孩子，那时候也不知道避孕，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那是在计划生育抓的严。她一辈子生了7个孩子，那时候也不知道避孕，父亲在老家做木工，只要一回家就会有一个孩子，家里只有母亲在家维持生活，生活很艰难。大姐出生那年，母亲还在地里掰玉米，羊水破了就躲在草垛后面把孩子生下来，用镰刀割断脐带，裹上破棉袄就往家跑。计划生育干部隔三差五来村里，母亲就带着孩子躲进后山的窑洞，怀里揣着冷窝头，听着山下喇叭喊“超生罚款，谁家藏着孩子快交出来”。 二姐出生时正赶上“结扎运动”，母亲揣着肚子躲进邻村舅舅家。父亲半夜偷跑回来送粮食，被蹲点的干部撞见，木工工具全被没收，还罚了半年的工分。母亲躲在柴房里听着父亲被骂，咬着牙把二姐生在草堆上，脐带是用剪刀烧红了烫断的，血渗进干草里，像开了朵暗红的花。 等到三哥出生，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母亲抱着三个孩子去挖野菜，大的背小的，走到河边时脚一滑，大姐差点掉水里。母亲捞起孩子，坐在岸边哭，哭完了又把野菜塞进嘴里嚼，涩得直皱眉。有次计划生育干部带着推土机来拆房，母亲抱着刚出生的四哥冲出去，跪在地上磕头：“求求你们，孩子没罪啊！”干部们面面相觑，最终还是开走了机器，临走前丢下句：“下次再超生，非把你们家铲平不可。” 五姐出生那年，父亲在外地打工摔断了腿，母亲挺着肚子去工地送饭，来回要走三十里山路。有天暴雨，她摔在泥坑里，差点流产，硬是爬着走到工棚，看到父亲打着石膏躺在床上，两人抱头痛哭。那年冬天特别冷，五姐生下来没棉衣穿，母亲把自己的棉袄拆开，絮了些破棉花给孩子裹上，自己冻得整夜咳嗽。 六哥出生时，家里已经有六个孩子，最小的我还在母亲肚子里。村里开批斗会，让母亲站在台上反省，说她“拖社会主义后腿”。母亲抱着六哥，低头听着台下的骂声，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孩子的襁褓上。散会后，有个大娘偷偷塞给她两个窝头：“妹子，不容易啊。”母亲接过窝头，哭得浑身发抖。 我出生那天，母亲已经疼了三天三夜。家里没钱请接生婆，她就自己躺在土炕上，让大姐烧热水。父亲在外地没赶回来，母亲咬着牙把我生下来，脐带是用剪布的剪刀剪的，血染红了炕席。计划生育干部听说又添了一个，直接把家里的粮食缸抬走了，说“以罚代拆”。母亲抱着我，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对大姐说：“妮儿，去后山挖点观音土吧，孩子们饿。” 那些年，母亲像头牛一样在地里刨食。春天挖野菜，夏天拾麦穗，秋天捡煤渣，冬天编竹筐。她的手常年裂着口子，指甲缝里全是泥。有次大姐看见母亲躲在灶房吃观音土，偷偷抹眼泪，母亲却笑着说：“这东西顶饱，比野菜好吃。”其实观音土吃多了会腹胀，母亲常常疼得半夜睡不着，却从来不说。 后来计划生育政策松了些，孩子们也渐渐长大。大姐初中没毕业就去打工，每月寄钱回家。二姐跟着父亲学木工，三哥去工地搬砖，五姐在饭店洗碗，六哥跟着村里的师傅学瓦匠。我是唯一读完高中的，考上大学那天，母亲把攒了多年的鸡蛋全煮了，挨家挨户送，逢人就说：“我家老七有出息了！” 现在我们兄弟姐妹七个都在城里安了家，接母亲来住，她却住不惯。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在小区里捡废纸盒，说“闲着难受”。有次我看见她对着墙上的老照片发呆，照片上是七个孩子挤在土炕上，母亲抱着最小的我，脸上带着疲惫的笑。我走过去抱她，她却推开我：“去忙你的，妈不累。” 前几天整理老物件，翻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七张出生证明，还有一把磨得发亮的镰刀。母亲说那是生大姐时用的，一直没舍得扔。我摸着冰冷的镰刀，突然想起小时候问母亲：“妈，你生这么多孩子，后悔吗？”母亲正在缝补衣服，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傻孩子，你们都是妈的心头肉啊。”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母亲斑白的头发上，像落了一层雪。她还在忙着给孙子们纳鞋底，针脚细密整齐。那些艰苦的岁月，像刻在年轮里的印记，随着时光流转，慢慢沉淀成温暖的回忆。而母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不仅撑起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家，更把七个孩子托举到了这片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