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名将宗泽性情刚烈，执法严厉，早年担任馆陶县尉时，只要抓到逃兵就立即正法，宰相

宋朝名将宗泽性情刚烈，执法严厉，早年担任馆陶县尉时，只要抓到逃兵就立即正法，宰相吕惠卿不满的说：“宗泽从不读佛书，不知道人命难得，不可轻杀！” 宗泽与宋代多数名将不同，他的早年生涯完全是标准的儒生轨迹，自幼饱读经史，胸怀 “致君尧舜” 的理想。 元祐六年（1091 年），33 岁的宗泽考中进士，在殿试时因直陈时弊触怒考官，被置于末等，仅获 “同进士出身”，这一挫折预示了他此后因刚直不阿而坎坷的命运。 初入仕途的宗泽被派往大名府馆陶县任县尉，开始了他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的实践。 在任期间，宗泽恰逢朝廷征调民工修河，按惯例需征收 “免夫钱”（即百姓可交钱免役），但当地百姓贫困不堪。宗泽毅然上书郡守，痛陈百姓疾苦，最终使朝廷豁免了这笔苛捐。 这种体恤民情的作风，贯穿了宗泽的宦海生涯。 靖康之变（1127 年）后，金兵掳走徽、钦二帝，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 此时的中原大地，金兵肆虐，百姓流离，而朝廷却充斥着 “南渡保身” 的妥协论调。 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69岁的宗泽被任命为开封府知府兼东京留守，肩负起镇守故都的重任。 宗泽抵达开封时，这座昔日繁华的都城已沦为废墟：城墙残破、盗贼横行，守军不足万人，而金兵的铁骑就在周遭虎视眈眈。 宗泽下令修复城墙、疏浚护城河，同时收编各路义军。 当时，溃兵游勇遍布开封周边，其中不少不仅不参与抗金，反而劫掠百姓。宗泽制定了严格的军法：“凡逃亡者，无论将校士卒，一律处死”。 有一次，将领王善率众叛乱，宗泽单骑前往劝降，晓以大义，王善被其赤诚打动，率部归降。 但对于屡教不改的逃兵，宗泽从不姑息。 然而，宗泽的铁腕并非盲目严苛。他深知乱世用重典的必要性 ， 在金兵压境、军心涣散的背景下，唯有严明法纪才能凝聚战斗力。 在整军的同时，宗泽积极联络黄河以北的义军，当时活跃在河北的 “八字军”、“五马山寨义军” 等，都在他的感召下与官军协同作战。 宗泽还慧眼识珠，提拔了当时还是低级军官的岳飞。他发现岳飞虽有违军纪（曾因擅自出战被免官），但作战勇猛且有谋略，遂破格启用。 后来岳飞成为抗金名将，印证了宗泽的识人眼光。 从建炎元年（1127 年）冬到次年春，宗泽指挥开封军民先后击退金兵的七次大规模进攻。其中最著名的是建炎二年（1128 年）正月的汴水之战：金兵以数万铁骑企图强渡汴水，宗泽令部将刘衍在夜间奇袭敌营，同时派精兵绕至敌后夹击，斩杀金兵数千，缴获战马万匹。 这一战打出了宋军的士气，也让金兵感叹：“南朝有人，未可轻图。” 宗泽深知，单纯防守无法收复失地，必须主动出击，且需朝廷全力支持。因此，他从建炎元年（1127 年）七月开始，连续向宋高宗赵构上书，请求还都开封，亲率六军北伐。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乞回銮十策”，前后共计十三道奏折，史称 “宗泽十三疏”。 宗泽还详细规划了北伐路线：以开封为基地，兵分三路，收复河北、山西，直捣金国腹地。然而，这些充满激情的奏疏，却石沉大海。 赵构为何不愿还都？深层原因在于新组建的南宋朝廷的权力格局。 赵构身边的黄潜善、汪伯彦等大臣，是典型的妥协派，他们担心北伐会激怒金兵，危及自身地位，不断劝说赵构对金妥协。 宗泽的十三道奏折，不仅未能打动高宗，反而引起妥协派的猜忌。他们散布消息，称宗泽 “年老昏聩，拥兵自重”，甚至说他 “欲效安禄山之举”。 这些中伤之言，让宗泽痛心疾首。他在最后一道奏折中写道：“臣犬马之齿已七十，死亦何憾？所恨者，未见陛下还都，未见中原收复耳！” 建炎二年（1128 年）七月，长期的忧愤和劳累让宗泽一病不起。临终前，他躺在病榻上，仍不忘北伐大业。 部将们来看望宗泽时，他挣扎着坐起，目光炯炯地说：“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 弥留之际，宗泽连呼三声 “过河！过河！过河！”（意为渡过黄河，收复失地），随后溘然长逝，享年 70 岁。 宗泽的死，让开封军民痛哭流涕。据《宋史》记载，他的灵柩送出开封时，“男女老幼哭奠者数万人，道路皆绝”。就连曾被他严惩的士兵，也自发披麻戴孝，可见其威望之高。 宰相吕惠卿曾评价说：“宗泽从不读佛书，不知道人命难得，不可轻杀！” 有人以吕惠卿的这个评价来否定宗泽，可吕惠卿说这话时，“靖康之变”尚有二十多年才发生，以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看，宗泽的做法或许有些过火。 可等到了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后，就可以看出宗泽这种做法的正确性了。宗泽的严法，虽有 “轻杀” 之嫌，却在短期内扭转了军心涣散，被处死的逃兵中，不乏多次叛降、劫掠百姓者。 宗泽的 “刚烈”，既是抗金的利器，也是触动赵构敏感神经的 “隐患”，赵构既需要他镇守开封，又害怕他功高震主，这种矛盾心态，注定了宗泽的壮志难酬，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