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范纪曼被捕，不久被判死刑！行刑前一天晚上，他借口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却叫住了他，说：＂早去早回！＂ 范纪曼1906年出生在四川梁山县，也就是现在的重庆梁平区。家里条件不错，祖父范常瑄在当地有点名气，父亲范益谦还是省法政学堂的毕业生。他从小在乡里学校读书，后来上了县立高小和中学，脑子好使，英语、德语、日语、俄语全会。1923年，他和同乡冉正南结婚，生了一儿两女。但那时候社会乱糟糟的，革命思想像火苗一样在他心里烧起来。 1925年，他跑去武汉，进了武昌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学木工技术，顺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他考进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和罗瑞卿这些人一块儿学革命理论和打仗本事。同年，他正式入党，从此铁了心跟党走。毕业后，他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叶挺手下当排长，上了北伐战场。汀泗桥战役里他受了伤，回老家养了一阵子。 伤好了，1929年党组织派他去重庆搞学生运动。他在街头组织集会，喊口号，认识了彭雅萝，两人看对眼了，一起去了上海。他在上海法租界干地下党联络员，开个“木简书屋”当幌子，彭雅萝则考进上海美专学画画。1931年，“五卅”运动纪念游行时，他被叛徒指认，巡捕抓了他。关在苏州监狱仨月，敌人打他逼供，他硬是一句话没漏。出来后，联系不上党组织，只能自己想办法。 他和彭雅萝去了北平，他考进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接着学。在学校，他觉得同学薛迅可能是地下党员，就试着套近乎，可党纪太严，没人敢认他。他就以非党员身份接着干革命。1932年，他接了个任务，要救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曹策。他找到军校同学陈恭澍，那家伙已经是国民党特务骨干了。范纪曼靠老交情求帮忙，陈恭澍让他翻外文文件，他趁机摸情报，救出曹策，还送了不少消息给党组织。 北平地下党出了叛徒，他又被抓了一次。好在朋友帮忙，加上证据不够，他又出来了。之后，他把目标转向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想挖日军和国民党勾结的证据。在一次招待会上，他认识了地下党员刘尊棋，又通过他搭上共产国际情报员刘逸樵。他靠着日语好，翻译日本情报，1935年搞到《何梅协定》的内容，1938年又送出日军要突袭海参崴的消息，对中共和苏联的决策帮了大忙。刘逸樵给他弄了个美国《自由日报》记者的身份，在静安寺大华商场租了个铺面当掩护，情报网越铺越大。 为了稳住掩护身份，他也给国民党喂点小情报，哄得陈恭澍挺赏识他，后来还混进军统，当上北平站站长。他在高位上接着给中共传消息，日子过得跟走钢丝似的。抗战一结束，1945年他又接了个任务，要救东北抗联副总指挥杨树田。他扮成国民党少将，带上军衔，直接走进上海提篮桥监狱，用俄语跟杨树田聊了几句，装成亲戚把他带了出来。 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他也没闲着。淮海战役里，他报出黄百韬兵团被围后蒋介石派邱清泉部增援的消息；辽沈战役中，他又送出蒋介石密令廖耀湘兵团去辽东的情报。这些情报直接影响了战场走势，中共能赢，他功劳不小。 1949年4月，上海眼看要完蛋，国民党撑不住了。他却因为叛徒沈寒涛告密暴露了身份，被保密局抓了，关在上海郊外一个戒备森严的监狱。站长陈恩峰亲自下令杀他，连审都不审。监狱外墙高，铁丝网密，里面又冷又潮，范纪曼被单独锁在一间小牢房里。他没放弃，观察了好几天，发现厕所那块守卫少，围墙能爬，角落还有块木板能用。 行刑前夜，他装肚子疼要上厕所。看守不耐烦地说了句“早去早回”，就放他去了。他走到厕所，拖出木板靠墙放好，踩着爬上围墙，衣服被铁丝刮破了也顾不上，翻过去就跑进夜里。看守过了一刻钟才发现人没了，监狱乱成一团，陈恩峰气得派车满城抓他。可他熟上海的地形，早跑没影了。 他躲进法租界朋友家，等到5月27日上海解放，才出来跟党组织接头。新中国刚建起来，他凭着对国民党特务的了解，帮着清查潜伏的家伙。他给的情报破了不少案子，新政权稳得快。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代他因潘汉年案被牵连，又抓起来了，关了好些年。1980年，上海高院给他平反，恢复党籍。他出来后低调过日子，住上海一个小公寓，偶尔拄拐杖遛弯。1990年12月6日，他病逝，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