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谢汉光挥别新婚仅九日的妻子，独自奔赴台湾执行秘密任务。未曾想，这一别

1946年，谢汉光挥别新婚仅九日的妻子，独自奔赴台湾执行秘密任务。未曾想，这一别竟是四十二载春秋，当他终于重返故土时，不仅令中央震动，更发现昔日爱人早已儿孙绕膝。 【消息源自：广东省丰顺县地方志办公室档案（1989-1996年谢汉光身份核实记录）；台东县延平乡桃源村口述历史采集（1990-1992）；《中共隐蔽战线人物志（台港澳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946年春天，广东梅县的小院里，谢汉光蹲在地上给新栽的月季浇水。妻子把叠好的衬衫塞进藤箱，突然抓住他的手腕："这次去台湾考察林业，要多久？"衬衫袖口还留着前天婚宴上沾的酱油渍。谢汉光低头继续摆弄花枝："总得三五年吧。"他没敢说箱底藏着用油纸包好的党员证，也没提昨晚组织部长交代的暗语——"农场改种菠萝"意味着立即转移。 基隆码头飘着细雨那天，他记住了两件事：妻子站在舷梯下举着红绸伞的模样，以及联络人张伯哲说的"台湾糖业公司有个技术员空缺"。这个27岁的农业专家很快在台中扎下根，白天教农民用新法除虫，晚上用改良油印机印制《光明报》。有回排完版已是凌晨，他望着窗外的相思树对同事嘀咕："这树在大陆叫台湾相思，在这儿倒叫大陆相思。" 1950年端午节，谢汉光正在苗栗考察竹林。张伯哲突然闯进招待所，抓起他泡着粽叶的茶缸猛灌几口："老郑被抓了，名单在他抽屉里。"茶缸哐当砸在水泥地上，粽叶粘着水珠滚到门缝边。他连夜翻进开往台东的运煤车，在时速三十公里的黑罐车里，摸到贴身口袋里的党员证——硬壳封面已经被汗浸软了。 台东的原始森林里，布农族猎人乌玛斯发现这个饿晕在溪边的男人时，他正把最后半块压缩饼干塞回铁盒。谢汉光后来总说，是那个印着"农改所"字样的铁盒救了他命。乌玛斯盯着铁盒上褪色的红五星看了很久，突然用生硬的闽南话说："我弟弟叶依奎，去年被日本人抓去南洋没回来。"三个月后，村里多了个瘸腿的"叶依奎"，左腿绑着树皮做的护膝——那是谢汉光为掩盖不会说布农语的破绽，假装摔伤成了哑巴。 1987年冬天，"叶依奎"在杂货店听到广播里"开放探亲"四个字时，手里捧着的酱油瓶摔得粉碎。店主林阿婆跺脚骂："老叶你聋了四十年，今天倒听见了？"他翻出床底埋着的铁盒，党员证上的钢印早被岁月磨平，但"谢汉光"三个蓝墨水字还像当年新婚夜写的那样鲜亮。临行前，乌玛斯的孙子追到车站，往他怀里塞了包槟榔："阿公说，你当年给的杂交稻种，现在后山还长着呢。" 广州老宅的院门前，谢汉光数到第七块裂开的青砖时，竹帘后探出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找谁呀？"她扭头朝屋里喊，"奶奶，又有人来问谢爷爷的事！"老太太扶着门框的手在发抖，他看见那双手上还戴着1946年的银顶针。后来在组织部的档案室里，工作人员指着泛黄的《光明报》合订本感叹："您知道吗？当年台湾学生都传这是'神仙办的报纸'，警察怎么搜都找不到印刷所。" 1996年病床前，孙子问他为什么不肯在台湾娶妻。老人摸出枕头下的铁盒，里面除了党员证，还有片风干的相思树叶。"那年在你奶奶伞下捡的，"他眯眼看着窗外的新楼，"我总想着，等全中国的相思树都叫同一个名字的时候..."监护仪的长鸣声打断了他的话，窗台上那盆月季突然落下片花瓣——和四十九年前离家时砸在箱盖上的那朵一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