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余华把《活着》的清样交给张艺谋。当晚，张艺谋就失眠了。次日，张艺谋把20000块现金摆在余华面前说：“这是定金，随后还有5000元。”余华又惊又喜，他没想到能靠《活着》一夜暴富。 余华，1960年出生在浙江杭州，家里父母都是医生，医院是他小时候的游乐场。他常偷溜进手术室外看热闹，或者大热天钻进太平间，躺在凉快的水泥板上睡觉。这经历听起来挺野，但也让他对人生有了点不一样的感觉。1977年高考恢复，他满怀希望去考，结果成绩不理想，没能上大学。次年，他被塞进海盐县卫生院，干起了牙医。这活儿对他来说完全是赶鸭子上架，没学过医，第一天就得上手给病人拔牙。每天盯着病人张开的嘴，干八小时，累得手酸脖子僵，他觉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 闲下来，他在小镇街上转悠，发现县文化馆那帮人整天晃荡，喝茶聊天，工资跟自己差不多，活儿却轻松得像度假。他一打听，人家说这就是工作，写写文章，搞搞活动。余华眼热了，心想这才是人过的日子。想调过去没那么简单，得发表作品，还得走一堆手续。从那会儿起，他晚上不闲着，捧着鲁迅、沈从文、卡夫卡的书啃，学着写小说。1983年，他的短篇《第一宿舍》上了《西湖》杂志，第二年又在《北京文学》发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还拿了奖。这几篇东西帮他把档案从卫生局调到文化馆，1984年，他终于甩掉牙医的活儿，成了文化馆的“闲人”。 文化馆的日子开始挺美，每天晃悠着写点东西，感觉自由得不行。可时间长了，他觉得没劲，生活太平淡，没啥奔头。1987年，他一咬牙辞了职，带着老婆跑到北京，租了个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靠写作为生。那会儿日子苦，稿费少得可怜，夫妻俩省吃俭用，冬天屋里冷得直哆嗦。但余华没退缩，埋头写，憋着劲儿想写出点名堂。80年代文学热潮给了他机会，他的小说慢慢有了名气，作品里的那种直面人生的狠劲儿，吸引了不少读者。 1992年春天，余华刚写完《活着》的清样，还没出版。张艺谋找上门，本来是想聊《河边的错误》的电影改编，顺手拿走了《活着》的稿子。那一晚，张艺谋一口气读完，故事里徐福贵的起伏人生让他睡不着觉。第二天，他直接拍板改编《活着》，掏出两万块现金给余华当定金，承诺再加五千。两万五千块在1992年是天文数字，普通工人得攒十年。余华没想到自己写的故事能值这么多钱，当场懵了。这笔钱不仅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也让他第一次觉得，文学真能改变命运。 张艺谋说到做到，找来葛优和巩俐演男女主角，自己亲自执导。余华被请到剧组，参与剧本讨论，跟着去片场看拍摄。电影拍得用心，福贵一家从地主到贫农的转变，苦难中透着人性的光，拍出来特别打动人。1994年，电影《活着》上映，观众看得泪流满面，口碑炸裂。同年，这片子去了戛纳电影节，拿下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葛优的福贵演得太到位，巩俐的家珍也让人印象深刻。电影火了，小说也跟着火，很快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传遍全球。 《活着》这本书，讲的是徐福贵一生的故事。他本来是个游手好闲的地主少爷，赌钱嫖娼，把家产败光，带着老婆孩子住进破草屋。之后，人生就像被命运摁在地上摩擦，儿子死了，女儿病哑了，老婆病得起不了床，孙子也没保住。可福贵没倒下，咬着牙活到最后，跟一头老牛做伴。余华写这故事，没花哨的词儿，就用最朴实的笔，写尽了苦难和人性里的那点亮光。读者看完，很多人说眼泪止不住，但又觉得心里有股劲儿，觉得活着本身就是种了不起的事儿。 电影和小说双双大获成功，余华彻底站稳了脚跟。1998年，《活着》拿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成了第一部得这奖的中文小说。2002年，它被《亚洲周刊》选进“20世纪中文小说百年百强”，后来还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的名单。余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接着写了《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每部作品都能勾住读者的心。他的风格就是这样，盯着人生的苦和韧性写，文字像刀子，扎得人疼，但又让人放不下来。 余华的生活也变了样，不再是北京那间冷飕飕的小屋。他定居北京，经济宽裕了，创作更自由了。他常说，《活着》想写的就是一个普通人，摔得再狠也得爬起来接着活。福贵的故事，其实是那几十年里无数中国人的缩影，苦日子过得再难，也得硬扛着往前走。后来，他开始跑世界各地演讲，分享《活着》的创作故事。每次说到1992年张艺谋给的那两万块，他都笑，说那是文学给他开的最大的奖。 如今，余华头发白了，但还在写，笔没停过。《活着》成了他的招牌，也成了无数人心里的经典。这本书不光是文学作品，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人生的沉重，也照出不屈的劲头。从小镇牙医到世界文坛，余华的路走得不容易，但每一步都踏实。他用《活着》告诉大家，人生再苦，也得活出点样子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