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为了扩大学校的规模，找上陕西督军陈树藩，希望购买一块地皮，对于建学校，陈树藩很感兴趣，他拍着大腿说道：“我们陈氏家族愿意大力支持司徒校长办学堂。”就这样，这块40公顷的土地，陈氏家族只卖了6万大洋，除此之外，陈树藩还捐赠2万大洋，以此资助司徒雷登办学，后来，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最美的大学，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但他办学校，已经超越了国籍… 1919年，燕京大学还在襁褓中。那时候，北洋政府风雨飘摇，北京学生因为五四运动刚闹完，司徒雷登一个“老外”被派来当校长，其实压力不小。更何况，他最初压根就不想干这差事。 他当时在南京金陵神学院过得正安逸，教学、写作两不误。他在回忆录里很直白地说：“我实在不愿意去。”但他最终还是去了。 结果一上任，立马就被现实“泼了盆冷水”。学校没钱，老师没几位，设备缺得厉害。更别提学生见面会那天，刚好碰上被捕学生大批释放，大家都去迎接“英雄”了，根本没人理会新校长。 也难怪，司徒雷登自己后来回忆那段时间说：“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换句话说，别说办学，连活下去都悬。 最紧迫的任务，是找到新校址。原来的几间教室、几排宿舍、一个改造过的德国厂房，根本支撑不起他的“大燕大梦”。于是，他开始骑着毛驴、踏着自行车，一圈圈地转北京郊外找地。 这一找就是好几个月。最终，他在朋友的提醒下，看中了清华大学对面那块地——现在我们所熟知的燕园。 这块地属于陕西督军陈树藩。你别看是个军阀，人却是个热心肠。司徒雷登亲自登门求见，开门见山，说想买地建校。陈树藩听完后，一拍大腿，说：“我们陈氏家族愿意大力支持司徒校长办学堂。” 六万大洋买了40公顷地不说，他还倒贴了两万块，作为办学基金。这在当时不是小数。按照当年的市价，一块地随便要个十几万都不过分。 地有了，校舍没有；地皮买下来了，盖楼还得花钱。怎么办？那就出去化缘。 在募款这件事上，司徒雷登绝对是个高手。他不是靠一张嘴吹，而是靠脚踏实地一封封信写，一个个机构跑。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每次看到乞丐，我就觉得我跟他们差不多。” 但募款对他来说不是羞耻。能让学校建起来，就是值得的。他不仅请来了一大批教会资助，还拉来了哈佛大学合作。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直接把燕大送进了国际学术的圈子。 这个合作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改观了对教会大学的看法：哦，原来“洋和尚”也能念出真经。 其实，司徒雷登和中国的大学校长很不一样。他不讲官话，也不避学生运动。他说过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如果燕大没有学生南下，那说明我这些年教育完全失败了。” 1934年，北方学生抗议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燕大学生也去了。司徒雷登不但没拦，还从美国匆匆赶回来处理这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学生来南京了吗？”听说来了，他才放下心。 他的宽容，让很多学生从他身上学会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精神。 到1920年代末，燕京大学已经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顾随、俞平伯、周作人、陈垣、张东荪、顾颉刚……这些名字现在看都熠熠生辉。 1937年抗战爆发，很多教会学校都关闭了，但司徒雷登坚持让燕大留在北京。他升起美国国旗，就是为了告诉日军：“这块地是美国人的，不准进来。” 战争期间，燕园里照样印刷《生活》和《大众哲学》，照样上课、读书。这种包容，不是谁都做得到的。 毛泽东后来第一次见到他，还说：“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这是对他的另一种肯定。 1946年，司徒雷登离开燕园，去南京当美国驻华大使。他说他不想走，但他又觉得，如果不去，就帮不了这个国家争取和平。可惜的是，现实并没有像他想象那样发展。 在北京，他是被尊重的老校长；在南京，他成了一个两边都不讨好的“尴尬人物”。国民党不信任他，共产党也不接受他。 1949年，他被美国召回。在飞机上，他看着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白皮书》，发现自己成了替罪羊。那一刻，这位一直精神饱满的老先生中风了。 他在病床上躺了三年，身边只有秘书傅泾波陪着。直到1952年去世。 有人问：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司徒雷登自己从来没改过国籍，但他的情感，是跟中国拴在一起的。他出生在杭州，中文说得比有些中国人还好。他说：“燕京大学是中国的大学。” 他对中国教育的贡献，远不止建了一所学校。他留下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坚持学术独立、鼓励自由表达、尊重文化差异的大学精神。 如今你走进未名湖，看到那棵老树、那条湖边的小路，不妨记得：这一切，离不开那个一百多年前走进陈树藩府邸的“洋人”。 燕大建起来了，但司徒雷登没有回来。他留在了美国，永远没能再看一眼他一手建起的校园。 但他早就说过：“燕京大学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业，是中国人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在风雨中挺过来，留下今天仍在发光的精神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