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广东惠阳渔民苏就带决定带领全族逃港。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家族的两艘大渔船和渔具留在原地，然后带领整个家族老老少少48口，分乘四艘完全靠人力的小渔船出逃，最终安全抵达香港。 苏就带，在当时的惠阳渔民里，也算个“能人”。家里祖上都是打鱼的，他十五岁就跟着父亲出海，老一辈说，这孩子结实，从小就不怕风浪。可谁能想到，他后半辈子最难熬的风浪，其实不在海上，而是在家门口。 一开始，苏就带的日子不算坏。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惠阳沿海的鱼还算多。虽然生活清苦，但一家人总算能靠双手挣口饭吃。大人下海，孩子捞虾，老人在家煮饭，日子虽然紧巴巴的，日头底下也算过得有盼头。那会儿，他家两艘渔船，是老苏最宝贝的家当。可是慢慢的，情况变了。 五十年代末，渔民的船和渔具全归了集体，捕鱼也有了定额。按规定，打到的鱼要先交社队，自己家里留得很少。再加上那几年气候反常，粮食产量直线下滑，家里米缸经常见底。说实话，吃不饱饭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大人还能扛扛，小孩饿得直哭，老人叹气。每当看到厨房那口锅，苏就带心里一阵发堵。 说到那几年广东的情况，惠阳的渔民都记得很清楚。饥荒是真实存在的。1960年前后，全省粮食产量大减，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十屋九空”的现象。村里不少人就悄悄跑了，说是去香港讨口饭吃。那会儿的香港和内地差距太大。有人说，香港那边码头工一天的工钱，能买好几斤米；这边有时一两天都难吃上一顿饱饭。那种差距，真的不是一星半点。 其实，对于“逃港”这事，很多人心里是挣扎的。谁不想守着家，哪有一大家子老老小小说走就走，可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命比什么都重要。苏就带这人，嘴上话不多，可心里有杆秤。他观察了很久，见村里走出去的人回来带了点罐头、糖果，小孩子都围着看。他琢磨，如果留在这里，真是连命都难保。 可是就算决定了走，怎么走呢？用大船吧，太扎眼。家里的大船渔具都是社里的名册上有的，谁也不敢动。苏就带心里明白，要想全家走出去，还不能让人怀疑。最后他下了决心，把两艘大船和渔具全留在原地，平时装作一切如常。晚上他带着家人偷偷修理四艘小木船，用破麻绳把缝隙塞紧，再糊上油布。没条件，那就尽量凑合，能漂出去就行。全家48口人分成四组，老人孩子和壮劳力搭配着，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搏命。 1960年3月那个夜晚，天黑得看不见指头。月亮都躲起来了，海面只剩下水声和风声。苏就带带着家人，一个接一个上了小船。孩子全被裹得严严实实，大人一句话也不敢多说，生怕引来麻烦。那一刻，说不怕是假的，但没人退缩。 小船一出港口，风浪就不小。没走多久，远处就出现了巡逻船的灯光。大家一下子紧张起来，划船的手都僵了。苏就带赶紧让全家停下，船在海面上漂着，谁都不敢动。巡逻船的探照灯扫来扫去，好几次差点照到他们。那种感觉，说不出的压抑。 巡逻船终于走远了，苏就带招呼大家继续划。这时候海上起风，浪一阵阵打过来，有一艘小船差点翻了。家里大儿子死死顶住船身，几个孩子都吓得不敢出声。苏就带咬着牙，帮着稳住船。大家都是海里长大的，这时候一点都不能慌。 又划了一阵，天边隐约出现了点光。可后面又传来巡逻船的马达声。苏就带这回下决心，干脆让船队分开，自己带着几个年轻人划去侧面，引开注意力。其他船顺着海流，悄悄往前漂。说实话，这种生死关头，苏就带全靠经验和胆量，没点决断真不行。 等太阳出来的时候，远处已经能看到香港的海岸了。大家终于松了口气。有人忍不住哭了，小孩子抱着大人，怎么都不撒手。那一刻，不管经历了多少风浪，能活着上岸，什么都值了。 到了香港，想象中的好日子并没有马上到来。全家先被安排在收容所。铁皮屋闷得像蒸笼，蚊子咬得人难受。可苏就带没一句怨言，带着几个儿子天还没亮就出去找活干。码头、工地、市场，哪里需要人就去哪儿。刚开始语言不通，买菜买米都靠比划，吃了不少亏。可苏就带心里清楚，活路是靠自己争的。日子苦，但一家人没被拆散，就比什么都强。 慢慢地，生活有了点起色。苏就带又找回了渔民的手艺，在渔市场帮人整理鱼获，虽说辛苦，但工资稳定。孩子们也渐渐适应了新环境，有的进了学校，有的去工厂上班。家里虽然还是挤在一块小屋里，但大家都觉得，只要能撑下去，将来总会越来越好。 人的命运有时候就像那晚的海浪，起起伏伏，靠的就是一股不认输的劲儿。苏就带晚年最爱做的事，就是在小屋门口坐着，晒晒太阳，看着孙辈们在屋前跑来跑去。他常说一句话：“命是海里捞回来的，能活着就是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