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两位地下工作者假戏真做结为夫妻。然而，婚后妻子却不幸牺牲，丈夫决定终身不娶。可是，7年后原本“牺牲”妻子，竟然出现在眼前…… 那年头，日军占领下的天津，一片风声鹤唳，满大街都是巡逻的宪兵和警察。可就在这铁桶似的环境里，有人偏偏要“顶风作案”，王士光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1915年生在北京，家里是个大户人家。父亲做过北洋政府的官，母亲是追求进步的新女性。他从小成绩好，喜欢物理、无线电。1934年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转年考进清华大学电机系。按理说，他完全可以走条舒舒服服的路，将来做个工程师或者教授。可偏偏国家风雨飘摇，他脑子里总是想着“国家大事”。1936年，他成了进步学生，参加抗日活动。到1938年，已经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了。 那一年，党组织交给他一个任务：去天津建个秘密电台。为啥选他？一来懂技术，二来胆子大，关键是还善于和人打交道。说实话，在那个年代会修电台的人真不多。说着容易，真干起来，那可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组织还专门安排了搭档，一个女学生，叫王新，原名王兰芬，东北人。家里本来挺殷实，“九一八”以后流亡到天津。别看她年龄小，十五岁就入了党。这姑娘性格爽快，什么事都愿意扛。她跟王士光假扮夫妻，目的是掩护电台工作。 其实两个人头一次见面都挺紧张。王士光一身病号样，王新则还稚气未脱。可一说起无线电和地下工作，俩人眼神立马亮了。 他们的“家”设在英租界一栋洋楼上。白天，王士光在电料行当技师，顺便采购零件。王新在家照顾日常起居，还得时刻盯着窗外的动静。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就在阳台跳绳作为信号。晚上，王士光就把电台藏在衣柜后面，蒙上被子发报。天热得能把人烤化，可一旦想起这是在传递党的声音，谁都不嫌累。 他们那时用的器材，条件差得出奇。发报机火花大，噪音重，为了不让人察觉，王士光还自己动手消除了噪音。电台每次联络完，都要检查有没有被敌人侦查到。王新也跟着学发报，不会的就一笔一划记在小本上。说白了，日子提心吊胆，但这种患难与共，也让两个年轻人心里越来越近。 其实，最厉害的是他们的默契。一次警察查户口，王新稳稳挡住，王士光躲在厨房不敢出声。警察走了，他才出来喘气。王新开玩笑说：“你胆子不是挺大吗？咋还发怵了？”其实，谁不是在硬撑啊！ 转折来得特别突然。1939年底，组织撤掉了电台，王士光被调去部队通信工作，王新则去了东北干妇女工作。分别那晚，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各自心里有千斤重。那时没人会想，分别会是永别。 战争年代，信一断就是几年。两人刚一分开，战线迅速拉长，消息一点不通。更糟糕的是，没多久，王士光听说王新牺牲了，年纪才十九岁。消息不是亲眼所见，但在那年月，类似的“牺牲通知”每隔几天就有。王新那边，也有人传来“王士光牺牲”的消息。 这是不是像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但对于他们俩，这却成了事实。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地方，以为对方已经不在了。 人总得往前看。王士光其实性格里有点倔。他在部队一心扑在无线电改装、装备修理上。穿着破旧军装，留着长发，别人觉得他像疯子。组织曾劝他再组家庭，说按规矩失联三年可以再娶，但他一句话回绝：“我只信她还在。” 其实这就是真性情。很多人以为地下工作者都是钢铁战士，其实心里也有柔软和孤独。王士光后来做出几件大事。比如1945年，他用缴获来的国军归航电台改装，做出了解放区第一台短波广播发射机，确保党中央声音能传遍全国。到1947年，他被授予“特等功臣”，在晋冀鲁豫一带小有名气。 可要问他最放不下啥，他说还是那桩旧事。他常常念叨：“要是她还在就好了。” 说实话，谁遇到这样的事都得扛不住。可人要活下去，还得往前走。他没再娶，白天做技术工作，晚上自己一个人坐着发呆。 1947年，故事突然来了个大转折。王新其实一直没死，她在东北解放区工作。一天在报纸上看到王士光“特等功臣”的消息，一下子就懵了。她压根不信，翻来覆去看那名字，心说：“这不是老王吗？”第二天就背上行李，从东北一路南下，穿越封锁线，到了涉县。 这段路特别不容易，路上没少遭罪。但她心里只想着见到那个人。到了根据地门口，一句“找王士光”，把门岗都问愣了。等见面那天，王士光正低头修机器，听到叫自己，抬头一看，站门口的人一身尘土，头发乱成一团，却正是自己苦等七年的妻子。 那场面说不出来的感受。两人站着，谁也没先开口，最后还是王新笑了，说：“你傻站着干嘛？”王士光擦了擦眼睛，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你终于回来了。”七年思念，一句话就化了。 再后来，他们真正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士光在电子工业部任副部长，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王新则一直在邮电设计院工作。经历过那段风雨后，他们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一般夫妻。后来王士光生病，王新常常推着他在院子晒太阳，王士光则种满月季花送给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