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浩然在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在日记中写道：“待到灵床近处，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无声淌泪，或小声抽泣，有的放声哭嚎。有的人悲痛欲绝，被左右挽住搀住，有人不顾一切地扑向灵床，被强有力地拉住，则昏倒在地……” 浩然当时身份很特殊。他不是普通群众，也不是官员，而是那个年代农村题材影响极大的作家。他本名梁金广，1932年生在河北唐山的矿区，家里条件很苦，小时候父母早早去世，跟着亲戚家生活，吃过很多苦。14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后来当过乡干部，再到《河北日报》当记者，每一步都和普通人没啥两样。 浩然在日记里反复提到，最让他动容的不是那些响亮口号，而是看见一批又一批进来的人，不管你是领导、是农民，进了灵堂，眼眶都红了。他专门写到大寨村书记郭凤莲，哭得嗓子都哑了，几次想靠近灵床，都被警卫拦着。这里的情感很纯粹，大家谁也不是装出来的。浩然写，“这是真情，是中国农民最自然的表达。” 为什么那时大家情绪都那么外露？其实和浩然小时候经历是一样的，从小穷怕了，苦日子熬多了，就特别懂得依靠和信任的分量。毛主席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不单单是一个名字，是那种“天塌了有他顶着”的心理支柱。 说实话，要不是浩然的出身，恐怕他也写不出那样的日记。他是那种你在大集上碰见会热情和你唠嗑半天的“老乡”。他小时候真是苦过来的，父亲是矿工，家里揭不开锅，母亲去世得早，他一度差点连温饱都顾不上。后来，他跟着舅父在河北蓟县种地，念过三年小学和半年私塾，识字、写字、学唱戏，都是跟着乡里人一块儿学的。 十四岁开始混迹在各种农村组织，17岁就在村里带孩子们做儿童团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浩然边当干部边自己练笔，写剧本、写通讯、搞创作。后来在报社当记者，一下子打开了眼界，采访了无数农村家庭。慢慢的，他“写农民，给农民写”成了自己最自豪的事。 很多老百姓喜欢看浩然的书，不是因为多高深，而是觉得“写得接地气”，啥事都像家门口刚发生的一样。《艳阳天》《金光大道》这些书里，主角不是大人物，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浩然写这些人时，自己也跟着他们一块笑、一块苦、一块掉眼泪。这种写法，在那个年代的文坛上，真不多见。 所以说，1976年他站在灵堂守夜，看着进进出出的人，能写下那段话，也就是他这种“见过苦、懂得苦”的人，才体会得深。他看着那些情绪崩溃的乡亲、工人，能感同身受。“有的人不顾一切地扑向灵床，被强有力地拉住，则昏倒在地……”这种细节，谁没经历过谁写不出来。 再说那几天守灵，浩然不仅是在现场，他还写悼文《不落的红日》投给《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每当轮完岗，回来就在休息区写写画画，心里一直在琢磨到底要写点啥才算对得起这一页历史。 其实，那些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眼望过去全是人。有人静静站着，有人悄悄流泪。浩然说：“我见过农民丧亲时哭得晕过去的，也见过灾荒年头家破人亡，但像这样，全国都沉默一片，真的头一次见。” 守灵以后没几天，9月18日，全国追悼大会。浩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人群，一种说不出的心情。这种场面，对于浩然这样的农民出身的人来说，心里是极其震撼的。他说，“这是人民的力量，是希望的种子。”其实从那一天起，时代就已经悄悄在转折了。 后来浩然没闲着。1977年以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他没有换题材，还是写农村，写泥土，写老百姓的心事。1987年那本《苍生》，直接把八十年代农村的变化写进小说，主角田成业、田保根，这些人也不是什么“能人”，就是一帮为日子奔忙的小人物。书出来后，老百姓觉得“就是咱身边人”，这种共鸣是最珍贵的。 有意思的是，浩然自己一直不觉得“伟大”。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就是普通的文艺战士。”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始终跟土地、跟老百姓在一起。这种心态，说白了，是中国农民最宝贵的地方。 说到大寨书记郭凤莲，她也是灵堂那天哭得最厉害的人之一。其实后面她带着乡亲们搞集体企业，自己没少操心，后来村里搞水泥厂、制衣厂，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郭凤莲还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一个村能做成这样，靠的也是那种“人心齐、能吃苦”的老传统。毛主席去世那天大家的情绪，也是这种“人心一条绳”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