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愿望，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轿车即将驶过天安门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邓稼先突然问一旁的妻子：“再过几十年，还有人记得我们吗？” 有些人一辈子只为自己忙活，也有的人，总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搬。邓稼先属于后者。1924年生在安徽怀宁的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就受父亲邓以蛰的影响，认字读诗，心里种下了爱国的种子。这个家底子还算殷实，父亲既是学者，也是开明长辈，但生活并没有把邓稼先养成“书生气”，反而让他骨子里多了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抗战爆发那年，邓稼先正上中学。因为不满日本人的统治，他在北平把日军发下来的旗子撕碎扔在地上，家里怕惹祸，只好赶紧让他南下。逃难路上，父亲只交待了一句话：“以后要学科学，对国家有用。”就这么一句话，成了邓稼先此后一辈子的信条。 1941年他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又去美国普渡大学深造。读书期间，他认识了杨振宁，两人成了知心好友。邓稼先聪明又踏实，二十六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本来美国人想留他，他却咬咬牙收拾行李，连导师的盛情都没多搭理，头也不回地踏上回国的船，他知道，祖国更需要他。 回国后，邓稼先本可以安稳教书、搞研究、陪家人，但1958年，国家启动原子弹项目，他被点将进了二机部第九研究院。那时候，核武器研发是最高机密，他甚至不能跟家人解释自己在干什么。妻子许鹿希也是学者，但她也只能照顾孩子、撑起家。邓稼先只对她说过一次：“我这生命就交给国家的工作了。”一个人如果连家都不照顾，是不是太自私？可他偏偏把这种自私，变成了一种舍己为公。 说起“两弹一星”，很多人只知道名字，却不清楚背后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无名英雄”。邓稼先就是个典型。他那28年，几乎跟普通生活彻底绝缘。北方的大戈壁、荒凉的实验基地，都是他的“家”。条件艰苦到什么地步？一间小平房，几张破床，一到冬天水都结冰。科研工具除了手摇计算机、算盘，还有一屋子年轻小伙子靠熬夜推公式、打算盘，论苦和难，真不是一般人能挺下来的。 要是问邓稼先自己怕不怕？他倒不觉得什么。他说：“既然国家需要，个人的事情都不算个事。”但真到关键时刻，邓稼先是敢于“用命顶上去”的。1979年有次核试验，投弹后不见蘑菇云，大家都不敢靠近，怕有辐射。他第一个穿着防护服就进了爆心地带。后来查出身体严重受到核辐射影响，白细胞几乎没了，他还是没抱怨一句。 邓稼先这样的人，到底图的是什么？他没房没车，也没给家里攒什么财产。后来国家发奖金，他家里人都拿去捐了。仔细一想，这种人要说没有私心，未免太假，但他把自己的“私”给了国家，把“公”放在了最前面。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骨头”。 到了1986年，邓稼先的病已经拖到最严重的地步。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医生说随时可能不行。就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说想去看看天安门。家里人明白，这是他对这片土地最后的告别。轿车从医院开出来，途经长安街，缓缓靠近天安门。那天北京天气很热，阳光正好，天安门广场上的红旗在风里招展，行人来来往往，一切好像都和往常一样。 车里没人敢多说话。邓稼先的眼神扫过人群，扫过广场，扫过高高的国旗。他突然低声问了一句：“再过几十年，还有人记得我们吗？”这句话没什么修饰，但听者都明白，他指的不只是自己，还有那批没能留下名字、没能享受荣誉、却把一生都给了国家的人。 其实谁都会怕被遗忘。科学家也好、工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邓稼先这句问话，说得是所有“无名英雄”的心声。做事的时候不求回报，真到最后，总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被后人看见。可是社会变化这么快，谁还会关心几十年前那些埋头苦干的人呢？这个担忧不是没道理的。 可事实证明，真正的付出，哪怕当时没人知道，后来的人总会明白。后来国家追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的名字被写进了教材，纪念馆、雕像、学校都用他的名字。很多孩子都能背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不是一句口号，是一群人用一生换来的信任和敬意。 有时候想想，像邓稼先这样的人，可能一辈子没说过什么大话，但用行动证明了什么叫“中国脊梁”。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后人留下一条“要顶住，要争气”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