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鲁迅为了补贴家用，为上海一家书店写文章，可等结账时鲁迅发现稿费有误便写信询问，报社回复：“标点不算稿费。”得到了这个答复以后，鲁迅直接气的做了一个动作，让出版社十分后悔。
1930年深秋，上海福州路一家书店的会计室灯火通明。戴着圆框眼镜的账房先生拨弄算盘，结算当月《萌芽》月刊稿费。
当他核对到鲁迅的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时，笔尖突然顿了顿——这篇七千字的文章，按惯例该付七块银元，可东家交代要扣掉标点符号的钱。
三天后，北四川路的大陆新村九号，鲁迅捏着刚收到的汇票皱起眉头。
他转身从樟木箱里翻出底稿，铺在榉木书桌上，用红蓝铅笔逐字清点。
窗外的法国梧桐沙沙作响，衬得拨算盘珠子的声音格外清脆。
"明明该是七千二百三十字，怎的少了三百多字钱？"他蘸着砚台里未干的墨汁，给书店经理写了封挂号信。
邮差刚踏出弄堂口，书店经理就急得直拍大腿。
他连夜召集会计和编辑开会，油印的稿费单在众人手里传了个遍。
最后众人商定咬死规矩，用蓝墨水在回信上写道："敝社新规，标点符号不计稿酬。"
收到回信的鲁迅没拍桌子也没摔茶杯，只是把信纸叠成方块压在镇纸下。
第二天清晨，他照例泡了壶龙井，伏案写下篇杂文《"友邦惊诧"论》。
只是这次满纸墨迹连绵不绝，从开头到结尾竟不见半个逗点句号。
誊写完毕，他特意在信封上注明"加急件"，让车夫踩着黄包车直奔福州路。
书店编辑拆开牛皮纸信封时，整张脸皱成了苦瓜。
三千多字的文章像条黑蟒盘踞在宣纸上，看得人头晕眼花。
总编室里电话铃响个不停，排字工人举着原稿直跺脚："这没标点的文章叫我怎么拆铅字？耽误了月刊付印，机器空转的损失谁赔？"
当天傍晚，两个穿长衫的书店管事拎着火腿和龙井茶，点头哈腰地敲开了大陆新村的门。
鲁迅正在书房校对《唐宋传奇集》，听得门房通报，特意让许广平把红木座钟摆到会客室显眼处。
双方客套话没说完，座钟已敲过七下。
管事们擦着汗递上补足的稿酬，临走前再三保证："今后标点符号照实计算，断不敢再克扣先生分毫。"
这般较真劲头，早在他少年时期就埋下了种子，那时候鲁迅还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周樟寿。
那年绍兴城里落了场大雪，十四岁的周樟寿抱着当季衣裳跑当铺。
柜台高得看不见掌柜的脸，只听算盘珠子噼啪响过三遍，伙计拖着长腔喊："旧夹袄一件，当钱四百文——"少年踮脚把当票塞进棉袄内袋，冰碴子在睫毛上结了霜。
东渡日本那年，他揣着母亲凑的八块银元踏上邮轮。
在仙台医专解剖室里，藤野先生用红笔把他的笔记改得密密麻麻。
有回考试得了六十分，日本同学举报他作弊，教授们翻遍考卷却说不出错处。
直到某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教室放映日俄战争的新闻片，画面里中国人伸长脖子围观同胞被杀，鲁迅抓起课本冲出教室，从此再没回来上过解剖课。
回国后的周树人住进北京八道湾胡同。
每月三百多大洋的教授薪水，倒有大半花在琉璃厂旧书摊。
有次相中宋版《嵇康集》，当场掏空钱袋还欠书商二十银元。弟弟周作人看不下去，劝他留些钱添置冬衣，他却说："书中自有貂裘暖，要那劳什子作甚？"
真正让他衣食无忧的，还是那支犀利的钢笔。
鲁迅不懂枪，不动战争策略，但就是他手中的钢笔成为了文学革命家，用手中的钢笔去叫醒昏迷的中国，去叫醒那些愿意改变祖国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