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8岁的利比里亚总统多伊浑身赤裸地瘫坐在地上，他的耳朵已经被割掉，脸上的表情痛苦万分，嘴里不停的叫喊着，周围的人却没有理会他。 塞缪尔·多伊1952年5月6日出生在利比里亚大吉德州图宗镇，一个普通的克兰族家庭。那里是乡下，生活条件艰苦，家里八个兄弟姐妹挤在一间破茅屋里，小时候他得走好几公里去上学。中学在绥德鲁的浸信会学校读，条件简陋，但也算给了他一点基础。1969年，17岁的多伊参军，穿上军装，开始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从希夫林军营到蒙罗维亚的巴克莱训练中心，他一步步学技术、升军衔。1971年从无线电学校毕业，1973年当上代理上士，1975年正式升上士，1979年又熬到军士长。 多伊不是那种天生有背景的人，他是土著出身，在军队里抬头难。那时候利比里亚被美裔精英把持，土著想往上爬，得靠自己拼命。他晚上补课、周末看书，还在托迪军营受过半年强化训练。这些努力让他有了点资本，也埋下了野心的种子。1980年4月12日，他带着16个兄弟，趁夜发动政变，杀了总统托尔伯特，自己坐上了总统宝座。那一刻，28岁的他可能觉得自己抓住了命运，但其实是踩进了一个更大的坑。 多伊上台后，利比里亚变了天。他推翻了美裔精英的统治，喊着要给土著翻身，可干的事却不怎么光彩。刚开始，他还装模作样搞改革，承诺公平，但没多久就露馅了。政变后，他公开处决了13名前政府官员，场面血腥，震慑了所有人。他把权力攥得死死的，反对派稍有动作就镇压，军队成了他的私人工具。经济上，他也没啥本事，国库被掏空，老百姓日子越来越苦。 他当总统的十年，腐败和独裁成了常态。部族矛盾被他挑得更尖锐，尤其是克兰族和其他族群的冲突。老百姓看他从“解放者”变成了“压迫者”，怨气越积越多。到了1989年，反政府武装开始冒头，查尔斯·泰勒带着部队打进来，内战就这么炸开了。多伊的统治摇摇欲坠，他却还觉得自己能撑住，结果只是加速了自己的末日。 1990年9月8日，多伊被反政府军约翰逊派抓了。那天他被押到一个破仓库，衣服被扒光，绑在铁椅子上，腿上还有枪伤。约翰逊亲自审他，问公款藏哪了，多伊不说，折磨就来了。先是砍手指，一根根剁，血流满地；接着割耳朵，左耳右耳都没了；最后还下了宫刑，惨得没法看。整个过程他喊得撕心裂肺，可周围的士兵要么冷眼看戏，要么干脆走开。9月10日，他终于断气，尸体被扔在蒙罗维亚一家医院，围观的人又是骂又是叫。 这死法不是意外，是他十年暴政攒下的债。老百姓恨他，反叛军恨他，连曾经支持他的人都翻脸。他的惨死成了暴政的象征，也给利比里亚开了个更乱的头。 多伊死了，利比里亚没好起来，反而更糟。内战从1990年打到1997年，泰勒和约翰逊为了抢地盘互相撕，蒙罗维亚满地弹痕，老百姓连水都喝不上。几万人死了，几十万人逃到邻国，经济彻底崩了。1997年泰勒靠选举上台，可他也没干啥好事，腐败照旧，冲突没停。2003年又一场内战把他赶下台，他跑去尼日利亚，后来被抓到海牙判了50年，关在英国监狱里。 直到2005年，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当总统，利比里亚才算喘口气。她是非洲第一位女总统，搞重建、修学校、恢复经济，2011年还拿了诺贝尔和平奖。国家慢慢稳下来，可那十几年留下的伤疤还在，多伊的教训也刻在历史里。 多伊的故事是个警钟。独裁者可能风光一时，但权力不是万能的，压榨老百姓、搞腐败，最后肯定翻车。他的死不是偶然，是民心尽失的必然。今天的领导者得明白，权力不是拿来作威作福的，得用在正地方，不然迟早自讨苦吃。利比里亚从血泪里爬出来，告诉我们和平多不容易，别让历史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