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村民因举报企业污染被打断肋骨，在政府协调下获赔300万元，却被控“寻衅滋事”追缴赔偿，一审获刑三年。2025年重审改判无罪后，检方再度抗诉，引爆舆论！案件背后疑云重重：巨额赔偿是“封口费”还是合理维权？政府协调成“设局”证据？企业称“被迫停产”却无实证。从环保斗士到阶下囚，再逆转为无罪公民。300万天价赔偿、公职人员录音曝光、检方坚称“假借维权行勒索”，真相究竟如何？
（案例来源：大风新闻等）
2018年，58岁的村民陈子恒（化名）回到家乡时，发现村里的水源和耕地出现严重污染问题。
他怀疑污染源来自当地知名企业，尤其是其非法堆放的赤泥（氢氧化铝尾渣）。陈子恒开始向环保部门举报，并在2019年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地下水中氟化物超标4.6倍，赤泥中检测出重金属成分。上级环保部门介入后，仅认定其有非法堆存固体废物问题。
陈子恒对调查结果不满，认为涉事公司长期污染导致村内百亩耕地荒废，遂持续信访举报。
2021年6月23日，陈子恒在前往污染区域途中，与涉事公司保安陈某发生冲突，导致其左侧3-7根肋骨骨折等严重伤情。陈子恒之子陈策称，若进行伤情鉴定，其父伤势可达轻伤标准，但程序未启动。
同年7月29日，在镇政府负责人李某华协调下，陈子恒与涉事公司签订《赔偿协议》，获赔300万元，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等，并约定“双方再无纠纷”。
陈策透露，镇政府要求其签署承诺书，承诺不再举报涉事公司等相关问题。谈判录音显示，协调过程中有公职人员多次提及“区里参与”“不出后患”等措辞。
2022年6月，警方以敲诈勒索罪对陈子恒父子立案，两人随后被逮捕。
2023年12月，区法院一审认定陈子恒父子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陈子恒有期徒刑三年、陈策一年六个月，并追缴300万元“违法所得”。
2024年4月，市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2025年4月，区法院重审后改判两人无罪。
2025年4月30日，区检察院提起抗诉，认为重审判决错误。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该如何评判呢？
1、陈子恒父子是否以环保举报为手段实施“强拿硬要”或敲诈勒索？
本案中，检方主张陈子恒父子长期举报的目的是“借环保之名行索财之实”，但其指控存在逻辑断裂。
首先，陈子恒自2018年起持续举报污染问题，早于2021年的赔偿事件，其举报行为具有连贯性，且第三方检测报告显示污染事实部分存在（如氟化物超标）。若其核心目的是索财，则无需在获赔后停止举报（判决书载明“2021年6月23日后未再投诉”）。
其次，检方称父子“假借被保安打伤索赔”。
但协议明确赔偿主体为涉事公司，且伤情客观存在（肋骨骨折等），民事赔偿的成立基础未被推翻。即便赔偿金额较高，民事协商的自愿性（尤其有政府协调参与）难以直接转化为刑事“非法占有目的”。
同时，检方强调陈子恒“以举报相要挟”。
但根据《环境保护法》，公民有权对污染行为进行举报，检方未举证证明陈子恒捏造事实或滥用举报权。
法院亦指出，协商过程未见威胁性语言或行为，且涉事公司未能提供其“被迫支付”的直接证据（如录音、书面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协调的介入（如李某华主持谈判、要求签署承诺书）反而弱化了“强拿硬要”的强制性。若企业认为自身无责，为何主动支付300万元？这一矛盾指向赔偿可能具有民事和解性质，而非刑事胁迫结果。
2、300万元赔偿的性质：合理人身损害赔偿还是非法索财？
本案中，陈子恒因被保安殴打致伤（肋骨骨折等），依法享有向侵权人（陈某或雇主涉事公司）索赔的权利。
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尽管伤情鉴定未完成，但协议中明确赔偿项目包含上述内容，民事权利基础未被否定。
检方认为300万元远超合理范围，但民事赔偿的金额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3、政府协调下的赔偿协议能否作为刑事免责依据？
公权力介入民事纠纷可能影响协议效力，但刑事定罪需独立审查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不能因政府参与直接豁免或入罪。
政府协调仅是促成民事和解的外因，不能替代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检方将政府参与视为“犯罪帮衬”，缺乏法律依据。
4、检方指控的“破坏社会秩序”与企业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寻衅滋事罪要求行为“破坏社会秩序”，检方需证明举报行为与所谓“企业停产停工”之间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本案中，检方未能举证证明陈子恒的举报存在“恶意编造事实”或“滥用程序”，亦未量化举报行为对企业经营的具体影响（如停工天数、经济损失数额），因果关系论证流于表面。
基于此，区法院重审后改判两人无罪，具有合理性。
对于本案，大家怎么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