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湖南益阳，作家周扬回乡探亲，顺道去看吴淑媛墓，突然雷雨倾盆，他神色大变，立马转身便走，不敢去她坟前。 一场暴雨毫无征兆地降临益阳，羞山脚下的泥泞小路上，周扬撑着一把黑伞，缓步向前。 他额头的皱纹比记忆中更深，目光却依然锐利。 这位文艺界的领导，此行不为公务，而是为了一个迟到四十六年的告别。 雨越下越大。周扬的皮鞋沾满泥浆，裤腿也被打湿。 村民指引他穿过杂草丛生的荒地，来到一处矮小的土包前。这就是吴淑媛的坟墓——没有墓碑，没有围栏，甚至没有她的名字。 如果不是村里老人的记忆，这处坟茔早已湮没在岁月长河中。 周扬站在雨中，久久不语，思绪回到1923年，那个私塾先生牵线的娃娃亲。 当时的吴淑媛出身益阳官宦世家，祖父是清末进士，家境殷实；而他家道已经中落，靠吴家资助才得以求学。 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很快从包办婚姻，发展为真挚情感。 结婚后的日子简单而温馨。 吴淑媛将嫁妆变卖，供周扬读书、参加革命活动。 她是妻子，更是同志，那些危险的日子里，曾多次为地下工作者传递信件，甚至假扮夫妻掩护同志脱险。 她从未抱怨，只在丈夫回家时熬一碗姜汤，煮一锅热饭。 暴雨冲刷着周扬的记忆，一幕幕往事如电影般闪回。 1934年，他因工作需要，将怀有身孕的吴淑媛送回益阳老家，临别时，承诺很快接她去上海。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在上海，周扬认识了苏灵扬。 这位知识女性与他志同道合，共同的理想和激情让他沉醉。 不久，与苏灵扬结婚，随后一同前往延安，而在益阳，吴淑媛每天盼望丈夫的来信，直到一封陌生人的信件揭露了真相。 得知丈夫背叛，吴淑媛痛不欲生，雪上加霜的是，家族生意破产，弟弟欠下巨债，她不得不变卖最后的家产。 生活的重压和精神的打击，让她一病不起。 1935年，年仅35岁的吴淑媛，带着对丈夫的思念与失望，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当年为何不立碑？"周扬问身旁的村民。 "没钱，哪来的碑。"老人直言不讳，"吴家都垮了，她弟弟还欠着一屁股债。" 周扬沉默，当年的他在延安意气风发，而吴淑媛却连一块墓碑都没有，这种强烈的对比刺痛了他的神经。 雨水顺着伞骨滴落，打在那片凹凸不平的黄土上。 周扬恍惚间，看到吴淑媛年轻的面容，她正在厨房腌制甘草梅，那是他最爱的点心。 每年七坛，装满相思。 吴淑媛曾对邻居说，这梅子要一直腌到丈夫回来，梅子年年腌，丈夫从未回。 周扬手中的花束被雨水打湿，花瓣零落，雨势越来越大，雷声轰鸣。 一道闪电照亮天际，周扬仿佛看到吴淑媛站在雨中，眼含泪水，是责备吗？是控诉吗？还是在说那句未完的告别？ "走吧，首长。雨太大了"，随行人员催促道。 周扬机械地点头，迈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他本打算为吴淑媛立碑，却在暴雨中退缩了。 或许不只是因为雨，更因为心中难以面对的愧疚。 一座墓碑，意味着对过往的承认，对错误的直面，他还没有这样的勇气。 回到车上，周扬浑身湿透，司机递来毛巾，他却久久没有擦拭。 眼前浮现的是儿子周艾若的脸庞。 那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被送给了亲戚抚养，直到解放后才重新认祖归宗。 每当提起吴淑媛，周艾若总是沉默。 而周扬只会低声说一句："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 汽车缓缓驶离羞山，周扬透过雨幕，最后望了一眼那座无名的坟墓。 多年来，他在文艺领域呼吁进步、提倡自由，却在个人生活中，成为旧伦理的奴隶。 他推崇女性解放，却让吴淑媛在传统道德中煎熬，种尖锐的矛盾，成为他心中永远的刺。 益阳的村民不知道来访者的身份，只当是某位亲戚来祭奠。 直到周扬车队远去，有人才悄悄议论："听说是北京来的大官"，没人能理解，为何一位显赫的领导，会对一座无名坟墓如此动容。 雨后的羞山恢复平静，吴淑媛的坟墓依然默默矗立，杂草很快又重新覆盖。 她的故事如同一坛，埋在地下的甘草梅，酸甜交织，渐渐发酵，却始终未被品尝。 周扬后来再未提及这次扫墓，但据其秘书回忆，此后的日子里，他常在雨天站在窗前出神。 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那场未完成的告别，那座无名的坟墓，那个被他辜负的女子，始终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周扬去世后，儿子周艾若回到益阳，为母亲扫墓。 周艾若为母亲立了碑，却没有提及她与周扬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母亲尊严的保护。 羞山的风吹过，墓前的野花轻轻摇曳。 吴淑媛的故事，如同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在历史长河中激起涟漪，然后悄无声息地，融入沉默的洪流。 而那七坛从未被品尝的甘草梅，成为爱情从甜蜜到苦涩的隐喻，跨越时空，诉说着一个关于背叛与遗憾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