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陲的刘文辉和西北荒漠里的盛世才，两人都手握重兵，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却一个没出兵，一个翻脸杀人。
更巧的是，俩人最后的结局完全相反：一个当了新中国的部长，一个在台湾被晾到死，明明干的事差不多，怎么下场天差地别？
刘文辉当时坐镇西康，手底下十几万兵，地盘包括今天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那一大片，他跟中央那边打了多年仗，早就学聪明了，谁都不彻底得罪。
抗战打起来以后，刘嘴上支持，钱也象征性捐了点，说是支援前线，但一兵也没派。
他总是说西康靠近藏区，地理特殊，要“守边防”，实际上就是明摆着要保自己。
真正前线生死关头，他缩在康定喝茶，外人根本动不了他。
但他也没闲着，他背地里派人跟八路军接触，给过物资，还默许他们在自己地盘活动。
这招特别老辣，表面上是国民党的省主席，实则和共产党那边留着后路，刘文辉这个人，干事总是留一手。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局势眼看要变，1949年，重庆快要解放了，国民党已经是一盘散沙。
刘文辉看得清楚，蒋介石再折腾也翻不了身，他没犹豫，12月直接宣布起义，带着人马投向了共产党。
这不是光喊口号，他把整个川西的大门敞开了，毛泽东对他的起义评价很高，说这等于“拱开了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咽喉”。
刘的这一步，不光给共产党省了枪炮，也把蒋介石“川康决战”的算盘彻底打碎，后来共产党打进成都，轻松得多。
刘文辉一下成了功臣，他的老部下很多也归了顺，没再反抗，解放军也没在西康遇到太大麻烦。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辉的身份也变了，他先是被任命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不久调到中央当林业部部长。
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林业是基础工程，他算是实打实干了几年，主抓西南造林，一直干到1975年去世，算是平稳收场。
反过来看盛世才，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当年靠苏联上台，1933年打败新疆本地几个军阀后，拉着苏联顾问在乌鲁木齐建了个“小莫斯科”。
他还偷偷加入了苏共，把苏联人奉为座上宾，搞了一整套亲苏政策。
一开始，他跟中共关系不错，还让几个中共干部进新疆工作，但好景不长，1937年，延安派了个代表团去新疆搞统战，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也在其中。
盛世才一看局势微妙，立马翻脸，把人全抓了，毛泽民后来就在牢里死了，有说是饿死的，也有说是被秘密处决，这个事后来成了盛世才政治生涯上的一块死疙瘩。
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一心对付德国，抽不出手管他了，盛世才这才把风向一转，投靠蒋介石。
他赶走了苏联顾问，改用国民党的教材，挂上了三民主义的牌子，但蒋介石对他压根不放心，派了陈诚当驻疆代表，还给他架了好几个副手。
盛世才虽挂着新疆主席的名头，实权已经一点点被架空。
1944年，伊犁爆发“三区革命”，哈萨克、维吾尔等族群起义闹独立，盛世才忙于镇压，国民政府趁机把他调去当经济部长，其实是软处理。
他还没摸清状况，1949年形势彻底翻转，共产党节节胜利，蒋介石准备撤退，他跟着去了台湾，一路也没得选。
但台湾也不是他的福地，蒋介石根本不待见他，杀了毛泽民的事他记得一清二楚，盛世才在台湾既无兵权，也没人支持。
他靠老本过日子，最后一个人死在台北，死讯都没上头版，他在新疆的旧部，大多被共产党重新收编或清算，没留一点余地。
两人一个当了部长，一个孤苦而终，问题出在哪？说白了还是政治眼光和做人方式。
刘文辉虽然早期也是“自扫门前雪”，但在大局明朗时知道顺势而行，他的起义不是空喊，是实打实改变局势的举动，而且他没搞血腥镇压，没背太多债，能被共产党接纳。
盛世才就复杂了，他为了权力，不择手段，今天亲苏，明天亲蒋，背后还干了不少脏事，特别是杀害中共干部，让他和共产党彻底结了梁子。
更糟的是，他这些年翻来覆去，国民党那边也不信他，等到两边都不要他时，想回头也晚了。
最要命的是两人的地盘也不一样，刘文辉的西康，人少，地理偏，影响相对有限；盛世才的新疆却是战略重地，牵涉民族、边境和国际问题。
他倒一边，谁都得防，共产党对新疆的政策也特别慎重，哪会让这种人继续插手？
所以看似一样的起点，结果是一个往上走，一个一路下坠。
这两个人用一生把军阀末路这出戏演得明明白白：光想保命不够，关键时候怎么选边，怎么做人，才决定了最后能不能有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