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成功，有人提出在里面镶嵌毛主席像，结果造成卫星严重超重上不了天，可谁也不敢摘,只得请周总理拍板！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故事开始于1967年，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时值冷战高峰，美国与苏联在太空竞赛中你追我赶，而中国也不甘落后，立志在国际航天领域站稳脚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发计划被正式提上日程。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核心人物之一，孙家栋是一位被钱学森亲自点将的科学家，肩负起了卫星总体设计的重任。他曾在导弹设计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研制人造卫星对于他来说依然充满了挑战。 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还十分薄弱，精密电子器件缺乏、设施简陋，科研环境可谓极其艰难。然而，孙家栋带领的团队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依靠智慧和坚韧，最终设计出了一颗直径1米、重达150公斤的类球体卫星。 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现场设在一间简陋的实验室内，工人们与科学家们共同为卫星的每一个部件进行最后的测试和调试。空气中弥漫着电焊和润滑油的味道，数台仪器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实验室显得紧张而忙碌。孙家栋正和几位同事围着卫星壳体讨论一项技术问题。
这颗卫星在他们的精心设计下，已经达到了一米的直径，重量也控制在大约150公斤的范围内，这样的重量对于中国当时的运载火箭来说，已是极限。 忽然，几位工人走进来，手中捧着一批看上去色彩鲜艳的金属制品。孙家栋一眼便认出了这些正是毛主席像章。负责人小心翼翼地向孙家栋说明，这是领导的指示，要求在卫星仪器中镶嵌毛主席像章，以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敬仰。孙家栋听罢，脸色有些凝重，轻轻皱了皱眉，但并没有立即发表任何意见。 几天后，工人们将毛主席像章安置好，整颗卫星再一次被抬到天平上进行精密称重。结果显示，卫星的总重量已经超过了预定设计的范围。孙家栋眉头紧锁，和团队其他成员紧急聚集在实验室中进行讨论。与会的科学家们意识到，毛主席像章不仅增加了重量，而且这些红色颜料的涂层会干扰卫星内部电子元件的散热。这一切对即将进行的发射试验产生了巨大的风险。 实验室里陷入了一片沉默。每个科学家脸上都显得十分沉重。大家心知肚明，卫星的每一克重量都有可能对火箭的发射成功率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那个时代，火箭的承载能力十分有限。如果因为增加的重量而导致发射失败，前期所有的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孙家栋意识到，这些镶嵌的像章虽然表达了大家对毛主席的尊敬，但却使卫星严重超重。如此一来，卫星的成功发射变得不确定。他决定向钱学森汇报，商量解决办法。钱学森也同意了孙家栋的担忧，建议将问题呈报给周总理，但如何提出这个涉及政治敏感性的请求却令孙家栋十分焦虑。 1969年10月，在周总理召开的汇报会上，参会人员纷纷落座，会议室的氛围显得格外严肃。周恩来总理坐在会议桌的中央，神情专注地聆听着各个科研部门的汇报。
轮到孙家栋时，他走上前去，将有关东方红一号的各项准备情况作了汇报。面对在场的多位领导，他必须谨慎措辞，既要实事求是地讲清楚超重问题的技术原因，又不能给人留下轻视政治需求的印象。 周恩来总理聚精会神地听完孙家栋的汇报，并仔细询问了关于像章对卫星性能影响的细节问题。孙家栋用清晰的语言逐一作答。他的解释言之有理，周总理也明白研制卫星需要精准而科学的数据，稍有差池便可能让多年努力化为泡影。
周总理轻轻叩了叩会议桌，眉宇之间显露出坚毅的神色，对在座的所有人说道：“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政治挂帅是要把工作做好，而不能庸俗化。” 他当场拍板，果断地支持了孙家栋的建议，决定去掉卫星上的毛主席像章，并对所有参与研制的科学家们表达了信任和理解。周总理的话在会议室中回荡，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随之消散。 1970年4月24日，经过无数次测试与调整，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能够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当天，卫星在太空中奏响了《东方红》的旋律，这一刻无数中国人心中的自豪感被点燃，也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开端。 发射成功后，孙家栋的科研事业并没有止步。他后来被任命为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继续为中国的航天事业鞠躬尽瘁。1992年，孙家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在航天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他的奉献精神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为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家栋常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这句简单却深沉的话，充分体现了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几十年来，他无怨无悔地投身于科研事业，凭借着一份坚定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热爱，推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进步。 今天，我们缅怀那些默默奉献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正是他们的执着与不懈努力，使得中国在航天领域迎来了无数个辉煌的时刻。让我们向孙家栋以及所有为国奉献的科学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