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恶贯满盈”的特务，41岁逃到台湾，84岁在大街上说共产党的好话。作为国民党恶贯满盈的大特务，毛森41岁逃到台湾，七年后居无定所，后来大陆允许他回乡祭祖，他哭着说共产党真了不起。
1949年5月24日深夜，上海黄浦江边，空气中弥漫着湿冷的潮气和隐隐的血腥味。毛森站在警察局楼顶，俯瞰着这座即将易主的大城。远处，解放军的炮火声隐约传来，他的手指摩挲着一份刚签发的处决令，眼神阴沉如江水。九名“犯人”的名字在纸上模糊成一团，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上海挥动屠刀。
几个小时后，他将登上逃往厦门的船，身后是累累血债和一座再也回不去的城。这一夜，毛森的命运悄然转折，但更大的悬念还在等着他——几十年后，他为何会在故乡的街头泪流满面，感叹“共产党了不起”？
上海的夜，总是藏着无数秘密。1949年的春天，这座城市像是被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紧张、混乱、血腥。毛森，国民党军统的狠角色，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正站在风暴的中心。他的办公室里，桌上的茶杯早已凉透，墙上挂着一幅江郎山的画，那是他的故乡，浙江江山。可此刻，他无暇怀旧，蒋介石的密令像一座大山压在心头：送钱、送人去台湾，完不成就地解决。
毛森并非天生的冷血刽子手。1908年，他出生在江山县界牌乡一户普通农家，父亲毛锡湖勤劳一生，才让家境从赤贫熬到小康。少年毛森脑子活络，15岁才开蒙读书，靠借来的同乡文凭考进衢州第八师范，后来又挤进浙江警官学校。正是这所学校，让他搭上了戴笠的线，从此踏入军统的暗黑世界。
抗战期间，毛森的名字在日占区如鬼魅般令人胆寒。他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老虎凳、辣椒水，硬是没让他开口。1942年，他在上海组建行动总队，炸毁日军仓库，刺杀汉奸，立下赫赫战功。可胜利的喜悦还没散尽，他就接到了更残酷的任务——清洗上海的“异己分子”。1949年春，他签发的处决令让浦东戚家庙十二烈士、交大教授穆汉祥等人血染黄浦江。据不完全统计，至少400名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倒在他的命令下。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毛森的内心并非没有挣扎。他曾站在黄浦江边，望着江水拍打驳岸，脑海里闪过被捕的地下党员李白的眼神——那不是恐惧，而是坚定。他知道，这些人是为了信仰而死，而他，不过是蒋介石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可他不敢停下，权力和生存的欲望像鞭子抽着他向前。
上海解放的炮声终于响起，毛森的末日也来了。5月24日深夜，他草草收拾行囊，逃往厦门，继而奔向台湾。可台湾并非他的庇护所。蒋经国的上位让老军统派系失势，毛森被边缘化，1950年甚至遭到通缉。他辗转逃到香港，又在1958年流亡冲绳，最终定居美国。
在洛杉矶的公寓里，毛森的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常常盯着墙上的中国地图，目光停在江山那个小圆点上。他的长子毛建光成了知名学者，频繁往返大陆，带回故乡的消息：新修的学校、热闹的集市、江郎山上的游客。毛森听着，眼睛湿润了。他开始给家乡写信，寄钱修学校，甚至称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1992年5月，84岁的毛森终于踏上虹桥机场的地面。上海的繁华让他目不暇接，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和他记忆中的战火硝烟判若两世界。回到江山，他站在江郎山下，抚摸着1938年亲手刻下的“还我河山”石壁，指尖颤抖，泪水滑落。他想起抗战的热血岁月，也想起上海的血色黄昏。那一刻，他似乎明白了，自己半生的追逐，换来的不过是一场空。
在欢迎宴上，毛森举杯，声音沙哑：“共产党了不起，人民政府了不起！”他捐出毕生积蓄给家乡学校，留下一句“谢谢亲爱的乡亲们”。五个月后，他在洛杉矶因病去世，墓碑朝向太平洋西岸，刻着简单的“浙江江山毛森”。
毛森的故事，是一面时代的镜子。黄浦江的波涛见证了他的冷酷，江郎山的石壁记录了他的热血。他从穷苦少年到军统要员，再到流亡异乡的老人，半生都在与命运博弈。他的儒雅外表下，藏着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故乡的眷恋。他的选择，既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洪流的缩影。
毛森的经历并非孤例。军统作为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在抗战中立下汗马功劳，但也因其残酷手段饱受争议。据统计，军统在抗战期间牺牲人员超1.8万，显示其高风险性。毛森的两次被捕和逃脱，展现了他的生存智慧，但也为他后来的冷血埋下伏笔。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国民党旧人员的宽容政策，允许毛森等人回乡探亲，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反映了国家在历史和解上的努力。毛森晚年的转变，部分源于他对两岸政策对比的反思：大陆的改造政策给了旧部新生，而台湾对归来的国民党人员多有排斥。
毛森的一生，从黄浦江的枪声到江郎山的泪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血与火。他用半生追逐权力，最终却在故乡的土地上低头认错。墓碑上的八个字，成了他最后的告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