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深秋的大别山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的战士刘小满，他腿上带着伤，被编进了一支伤病员转移队伍。这支队伍一共十七个人，多数是走不动的重伤员。他们被分散安置在商城县南部山区的老百姓家里养伤。几天前，风声突然紧了。负责掩护的班长决定把大家集中起来，往更深的山里转移。

这支队伍走得很慢。有人拄着棍子，有人被战友架着。刘小满腿上的伤口没有愈合，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他咬着牙，没有掉队。十月的大别山，天黑得早。太阳一下山，山道上就什么也看不清了。班长提过，再走几里，翻过前面那个炭窑，就有地方歇脚了。

可谁也没有想到，那个炭窑成了一道鬼门关。

田家铺的保长田守仁，外号田大麻子，早就盯上了这支队伍。他手下纠集了三十多个小保队的武装人员。

小保队是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基层武装组织，属于保甲联防体系，成员包括地主武装、惯匪和保甲壮丁。刘邓大军在八月二十七日渡过淮河来到大别山，部队远离后方，伤病员不断增多，小保队就活跃起来了。他们不打正面，专找掉队的、养伤的、落单的战士下手。抓住了，就地处死，然后到国民党县政府领赏。

此刻田大麻子带着人，趁着夜色摸到了炭窑附近。十七个伤病员刚停下来歇脚，就被围住了。小保队用的不是枪，而是梭镖和砍刀。刘小满听到一声闷哼，接着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他下意识地滚进了旁边的灌木丛里。腿上的伤口崩裂了，疼得他差点喊出声。他死死捂住嘴，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听见田大麻子的声音。那个声音在数人头。一个、两个、三个，一直数到十六个。然后是一阵沉默。接着是田大麻子算账的声音：“十六个，五八四十，八十块大洋。”声音不大，可山里的夜太静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钻进刘小满的耳朵里。他把脸埋在土里，浑身发抖。那十六个战友，就这样没了。

刘小满在山上躲了一夜。天蒙蒙亮的时候，他顺着山沟往下爬。腿上的血结了痂，又被磨破，再结痂。他爬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找到了旅部驻地。哨兵把他架进去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了。他只重复着几个字：“炭窑，十六个，田大麻子。”

第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正坐在一张方桌前望着地图。他此时三十四岁，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的主力旅长。他站起来，望着眼前这个小战士。刘小满的棉裤已经被血浸透了，脸上全是泥土和血道子。肖永银叫人把水端给他。刘小满喝了一口，断断续续地把昨晚的事说了一遍。他说到“八十块大洋”的时候，肖永银的右手死死攥住了桌角。

肖永银叫参谋把刘小满带下去治伤。他自己坐回桌前，点了一支烟。烟抽到一半，他掐灭了，叫警卫员去把几位团长找来。

几位团长到齐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肖永银开门见山：“今天接到报告，田家铺又损失了十六个伤病员。”他停了一下，又说：“我要一个数字。从八月二十七号过淮河到现在，各团报上来的，伤病员被小保队杀害的，一共多少人。”

几位团长互相望了望。一团长先开口：“我团报过一百二十多人。”二团长接着报了一百三十多人。三团也报了近百人。肖永银把数字加在一起，沉默了很长时间。这个数字超过了四百人。四百多名战士，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了养伤期间。他们是被人用刀砍死的，用石头砸死的，用绳子勒死的。每一条命，在小保队的账本上都只值几块大洋。

肖永银站起身来，在屋里走了几步。他停下，说了一句话：“这四百多人，是半个团的兵力。”没有人接话。他又坐回桌前，拿起一支铅笔。铅笔在他手里断成了两截。

这个数字必须报上去。肖永银清楚，打击小保队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大别山的小保队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武装延伸，和国民党正规军互为配合。他们和当地老百姓混在一起，消息灵通，行动隐蔽。要拔掉他们，不仅要动用正规部队，还必须得到上级的明确授权。这是政治仗，打不好会影响整个大别山根据地的生存。

就在肖永银准备上报的时候，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到了。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在1947年10月主持召开了专门会议，统一部署了剿匪工作，明确了对小保队头目的处置原则。这个原则被概括为四个字：“首恶必办。”

肖永银接到指示后，对参谋长说：“通知部队，按之前拟定的名单，今晚行动。”

1947年10月20日。天快黑的时候，田大麻子正在保公所里喝酒。他今天又得了手，心里正盘算着第二天到县里领赏的事。门突然被踢开了。田大麻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几只手按在了地上。他挣扎着抬头，看到了几双冰冷的眼睛。那是解放军战士的眼睛。

进来的人没有说话，开始在保公所里翻找。他们搜出了一本账本。账本上记着：九月二十三日，发现共匪伤兵两人，赏洋十元。十月初八，截杀共匪伤兵十六人，赏洋八十元。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些墨迹，是十六条人命。

这一夜，六纵十八旅的各支部队按照事先摸查好的名单，同时动手。田家铺、南溪镇、汪家岗、汤家汇，大别山腹地的大小村镇，一夜之间，近万名和小保队有牵连的人员被控制。缴获的步枪超过了一千支。

肖永银一夜没睡。他坐在指挥部里，听着一批批人犯被押回的消息。他知道，抓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审查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天一早，在南溪镇的打谷场上，工作队把一个叫方德成的小保队头目捆在树上示众。方德成在当地作恶已久，老百姓都怕他。第一天，打谷场上没有一个人敢靠近。几名战士站在不远处警戒。方德成被绑在树上，垂着头。周围人家的门都关得紧紧的。

第二天，工作队又来了。方德成还被绑在那里。临近中午的时候，一个老妇人慢慢走了过来。她走得很慢，手里拄着一根竹竿。她站在方德成面前，看了很久。围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老妇人忽然朝他吐了一口唾沫。那口唾沫落在方德成的脸上。方德成偏过头去。老妇人没有说一个字，转身走了。

从那一刻起，打谷场上的气氛变了。先是有人递状子，接着是有人指名道姓地控诉。当天下午，就有二十多个老百姓站出来，指认方德成的罪行。工作队的同志一一记下，核实。

在汪家岗村，情况也是类似的。一个老猎人的儿子被小保队头目汪继祖杀害了。他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工作队进村之后，老猎人主动找上门来。他说，他知道汪继祖藏在哪里。他带着战士们翻了两座山，在一个山洞里把汪继祖揪了出来。汪继祖被押下山的时候，老猎人站在山道上，望着他的背影，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

抓捕结束之后，审查工作开始了。这是整个行动最耗费精力的部分。肖永银下了命令：每一个被拘押的人，必须经过至少三轮交叉验证，才能定性。这条命令被执行得非常严格。经过审查，被拘押的近万人分成了三类。

第一类是罪大恶极的小保队头目。他们手上沾着解放军的血，账本上有记录，老百姓有控诉。据不完全统计，这一类人约有三百到四百人。田大麻子就在其中。方德成和汪继祖也在其中。

第二类是被胁迫参与的贫苦农民。他们本不想干，可保长逼着，不干就要倾家荡产，甚至送掉性命。这一类人占了大多数。

第三类是犯有轻微过错的人。他们跟着小保队跑过腿，但没有直接参与杀人。对于这一类人，工作队的处理是教育之后一律释放。

田大麻子被押到了炭窑旁边。十六座新坟就立在那里，那是十六名牺牲战士的坟。田大麻子被按着跪在坟前。执行枪决的战士拉上了枪栓。枪响的时候，山里的鸟惊飞了一片。

方德成也被公开处决了。行刑那天，南溪镇的打谷场上站满了人。没有人再害怕了。那个朝他吐唾沫的老妇人也站在人群里。

一个叫刘德厚的年轻人只有十八岁，是跟着小保队跑过几回腿的穷小子。审查之后，他被确定没有血债。工作队的同志对他说，你可以回家了。刘德厚愣了一会儿，忽然跪下去磕了一个头。他站起来，转身就跑。他跑得飞快，像是怕谁反悔把他再抓回去似的。他没有跑回小保队，他跑回了自己家的地里，抓起锄头开始干活。

那些被释放的贫苦农民，绝大多数都没有再回到小保队。他们知道，解放军是讲道理的，是能分清是非的。小保队的那些头目已经再也不能威胁他们了。

群众随后自己组织起来了。他们把被小保队劫掠的粮食重新分配。年轻的农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跑到部队驻地，要求参军。他们说，要给家里报仇，要跟着解放军干。

到了十一月初，大别山下了第一场雪。雪花落下来，很快就把山头染白了。肖永银带着部队向更深的山里转移。国民党正规军的合围圈正在缩小，形势依然严峻。可肖永银心里清楚，大别山这段最凶险的日子算是挺过来了。

山风从十六座新坟的方向吹过来。风不大，却刺骨的冷。肖永银回过头，松了松缰绳。马缓缓地迈开步子，踏着薄雪，走进了大别山的冬天。

这个冬天很冷，可大别山的人心已经开始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