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成功搭载中国心！“成了！我们终于成功了！”“拿下！这次全部攻克！”“电磁之父”马伟明：一人堪比十个师，成功为潜艇装上“中国心”！马伟明团队历经多年苦战突破电磁难关，把核心装备牢牢攥在国人自己手中。

一艘潜艇能不能在深海里藏住自己，很多时候不看外形，而看里面那套动力系统。噪音压不压得住、供电稳不稳定、关键设备会不会被卡脖子，决定的不是一项指标，而是水下较量中的生死线。

今天中国潜艇能够用上自主研发的先进动力系统，背后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马伟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马伟明跟随导师张盖凡教授，和另外4名同事组成课题组，专门攻关舰船动力中的“固有振荡”问题。当时的启动经费只有3.5万元，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几个人把一间洗脸间改成试验场，旧课桌当设备台，食盐兑水模拟海水环境，就这样开始了长期苦战。

这个问题有多难？简单说，舰船动力系统在特定工况下会出现剧烈振荡，就像人的心脏突然乱了节奏。振荡一旦超过临界值，整套系统可能失稳，潜艇的动力、供电和隐蔽性都会受到影响。

九十年代，中国曾引进国外潜艇发电设备，验收时就发现机器在某些工况下抖动严重。外方人员把问题推给中方测试能力，态度颇为强硬，马伟明没有争辩，转身带着团队回到那间简陋的实验室，从基础数据重新做起。

一千多个日夜里，他们反复完成几十万组实验，记录和报告堆满了半间屋子，电机、电力电子、自动控制，几门学科被拧在一起，参数一次次调整，模型一次次推翻。

最终，团队找到了抑制振荡的办法，解决了这个困扰舰船动力多年的世界性难题。

2000年，十二相发电机整流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不只是一个奖项，更意味着中国舰船动力第一次真正跨过了那道门槛。

但马伟明很快又盯上了新的难题，新一代潜艇需要更大的供电能力，同时还要尽可能减小体积和重量，并且同时提供交流电与直流电。按照传统方案，只能安装两套发电机组，可潜艇内部空间极其有限，多塞一台设备都困难。

他的设想听起来近乎“异想天开”：能不能用一台发电机，同时输出交流电和直流电？

当时不少人并不看好，理由也很现实——全世界都没有成熟方案，发达国家也没有走通，中国凭什么能成功？马伟明没有顺着旧路走，而是带着团队从头搭建交直流电力集成理论，连续10年攻克电磁参数计算、系统稳定控制和传导干扰抑制等难题。

2002年，全球首台交直流双绕组发电机系统通过鉴定，并进入部队批量装备，相比传统双机组方案，它占用空间缩小约40%，工程造价降低约40%，功率密度和可靠性也得到提升。

更关键的是，从设计、制造到控制算法，全部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外企后来曾试图高价买断相关专利，马伟明没有答应，对他来说，这套技术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心脏”技术，不能拿出去换一笔钱，更不能让别人重新掌握主动权。

马伟明带队伍，也有一套不太“按资排辈”的做法。新来的硕士，可能刚熟悉实验室设备，就被推到千万级课题前面；刚毕业的研究生，也可能直接担任关键电机项目的主设计师。

当时，国内有人主张继续采用技术更成熟的蒸汽弹射，风险相对可控。马伟明却选择中压直流和电磁弹射，等于在一条几乎没人走通的路上重新起步，论证阶段经费迟迟没有落实，他甚至拿出多年奖金垫资，先把样机做出来。

美国“福特”号航母的电磁弹射曾长期故障不断，甚至遭到美国总统公开批评，中国则把发电、储能和弹射整合起来，让舰载机在短时间内获得稳定而强大的推力。

福建舰下水后，甲板上清晰可见的3条弹射轨道，让外界意识到，中国并不是简单复制旧方案，而是在舰船综合电力领域换了一条赛道。

马伟明本人也几乎把全部时间交给了实验室，一次试验结束后，他在返程途中发生车祸，颈椎受伤，医生要求卧床休养。第二天，他却戴着颈托、坐着轮椅回到实验室，盯着屏幕上的波形图继续调参数。

父亲患癌到武汉治病时，他也没能长期陪在身边。老人找到实验楼，忍不住责骂儿子只顾工作。马伟明红着眼说，国家把任务交给他，如果拿不出成果，自己没脸回家。

如今，那间曾经改成实验室的洗手间早已拆除，设备换了几代，团队成员也不断更新。可潜艇动力系统、电磁弹射、中压直流综合电力，这些曾经被认为难以突破的技术，已经变成中国海军装备体系的一部分。

有人说马伟明“一人堪比十个师”，真正支撑这句话的，并不是个人传奇，而是一群科研人员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他们背着保密协议，在示波器和试验台前反复修改参数，很多人的名字不能公开，成果也不能立刻被掌声看见。

潜艇换上“中国心”，航母装上电磁弹射，表面看是装备升级，背后却是一个国家把核心技术牢牢抓回手中的过程。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买来的先进，而是别人封锁之后，自己把路走出来。

信源：人民网 2016-04-21 "创新强军马伟明模范团队" 使中国潜艇拥有 "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