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六个孩子，最后却走出了六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路：
 
长女杜致礼，是兄弟姐妹中人生轨迹相对顺遂的一位。
 
抗战时期，她曾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后来赴美国求学。1950年，她与杨振宁结为夫妻，两人共同生活了53年。杨振宁从事物理研究，杜致礼也长期生活在海外，夫妻二人的家庭生活较为稳定，三个孩子后来都在海外从事科研相关工作。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杜致礼也一同回来。那次回国，她见到了多年未见的父亲。杜聿明晚年身体不好，杜致礼还曾多次回国照料。2003年，她在美国去世，终年76岁。
 
长子杜致仁的经历却完全不同。
 
杜致仁少年时随母亲去了台湾，后来凭自己的努力考入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靠银行贷款维持学业。临近毕业时，贷款突然中断，他还差3000美元学费，四处求助后只筹到1000美元。
 
这笔钱的缺口，对今天的人来说或许还能想办法解决，可在当时，却成了压在一个年轻人身上的巨大难题。最后，杜致仁在姐姐杜致礼家中服用安眠药自尽，年仅22岁。
 
一个去了哈佛，一个倒在大学毕业前，兄妹之间的差距，不只是个人能力差异，也和当时的家庭处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杜致仁的人生停在22岁，成为杜家子女中最令人惋惜的一段经历。
 
杜家的女儿中，杜致义走的是另一条路。
 
她随家人迁居台湾，后来毕业于医学院，成为妇产科医生，丈夫是一名军官。因为父亲的身份，她长期受到当局管控，但她仍然完成了专业学习，并在台湾生活下来。晚年，她过得相对安稳，最终在台湾去世。
 
这里能看出一个差别，家庭背景确实给她带来了限制，却没有完全挡住她成为医生的道路。专业能力和个人坚持，多少给她保留了一条可走的路，这也是六个子女命运中少数比较平稳的轨迹。
 
杜聿明的次子杜致勇，与三子杜致严是一对双胞胎，但兄弟二人的人生，都没有真正展开。
 
杜致勇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成绩不错。按正常路径，他本来有机会进入工程或建设单位，可因为父亲的特殊身份，台湾正规单位不敢录用他。毕业之后，他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两岸开放探亲后，杜致勇多次回到大陆，整理父亲留下的相关史料，还把父母的骨灰迁回陕西米脂老家安葬。晚年，他一直在做家族寻根和资料整理的事情。2019年，杜致勇在台中去世。
 
他的双胞胎弟弟杜致严，处境更加艰难。由于家庭身份影响，他连高中都没有读完，也很难找到稳定工作，后来长期开出租车谋生，终身未婚，没有子女。
 
两兄弟年龄相同，成长环境也相近，结果却都被现实推向了普通谋生道路。一个学过土木工程，一个连高中都没读完，这种落差说明，个人天赋并不总能转化成职业机会。机会被关上之后，人只能先解决吃饭和生活问题。
 
杜致严后来也曾回到大陆，祭拜父母。2014年，他在台北病逝。没有婚姻，没有子女，也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家庭，他的一生显得格外孤单。
 
三女杜致廉的经历，和两位兄弟又不一样。
 
她在台湾读完理工专业，原本有机会进入科研机构工作，却因为家庭背景遭到调岗。她没有因此完全离开专业道路，而是继续生活和工作。她的丈夫名叫邓天才，两岸恢复往来后，她经常往返大陆，参与家族寻根，并整理杜聿明的生平史料。
 
六个子女里，杜致廉属于在世时间较长的一位。她的人生没有长女杜致礼那样顺畅，也没有两位兄弟那样坎坷，却一直和父亲、故乡以及家族记忆保持联系。
 
真正改变这个家庭关系的节点，是两岸在上世纪80年代逐步恢复探亲往来。此前，父母和子女多年难以见面，家族联系只能靠书信和间接消息维系。开放探亲之后，杜致勇、杜致严、杜致廉等人终于有机会回到大陆，祭拜父母，整理家族资料。
 
1971年杜致礼陪同杨振宁回国，算是这个家庭一次较早的重逢。到了80年代，更多亲属可以跨过海峡见面，亲情才从记忆变成了现实。时间很长，隔阂并不一定来自家人之间，很多时候只是现实不允许他们见面。
 
六个孩子的结局，也不能简单归纳成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杜致礼在美国拥有稳定家庭，杜致义成为医生，杜致廉继续参与学术和家族资料整理，这些经历说明个人努力仍然可能找到出口。可杜致仁的早逝、杜致勇和杜致严长期难以就业，又说明时代给一个家庭留下的限制，往往不是靠个人聪明就能轻易摆脱。
 
杜聿明晚年还能见到部分子女，去世后，子女又把父母骨灰迁回陕西米脂安葬。对于这个被战争拆散的家庭来说，能够重新见面，能够回到故乡祭拜，已经是迟到了多年的团聚。
 
只是，团聚来得再晚，也无法追回杜致仁22岁的生命，无法补上双胞胎兄弟错过的职业机会，也无法抹去杜致礼与父亲多年分离的岁月。时代留下的影响，往往不只写在历史书里，也会落在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学业、工作、婚姻和晚年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