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问耿飚：你若在部队该授啥军衔？耿飚的回答让他点头认可

1955年授予上将的许世友问已经从事外交工作的耿飚，“要是你还在军队得授啥军衔？”耿飚回道：“怎么着也要比你高吧！”

一九八零年前后，许世友和耿飚常在军委碰面。两个人都不是寻常人物，一个以猛著称，一个以硬见长。那天，许世友忽然问了一句，要是当年没离开部队，你觉得自己该授什么军衔？这话听着像玩笑，里头其实有秤砣。

耿飚也没绕，顺手回了一句，别的不说，怎么也得在你前头。搁别人身上，许世友多半要顶一句回去，可这次他只是点点头。

许世友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叶，没喝。他目光扫过耿飚肩头——那里没有肩章，只有熨帖的外交部制服。

“你这话我认。”许世友说。

耿飚笑了笑，眼角皱纹堆起来。他抬手做了个手势，像是习惯性要指地图，手到半空又收回来。

“四九年调我去外交部，总理找我谈话。”耿飚说，“我说我没搞过外交。总理说，你打仗的时候说服过敌人投降没有？我说那不一样。总理说，道理相通。”

许世友嗯了一声。窗外有车经过，窗帘轻轻晃了晃。

“后悔过没有？”许世友问。

“后悔啥？”耿飚反问，“你是说授衔？”

“都有。”

耿飚身体往后靠了靠。皮革沙发发出细微的声响。“在朝鲜那会儿，美国人拍桌子。”他说，“我站起来也拍了一下。桌子比他的厚，声音比他的响。后来谈成了。”

许世友咧了咧嘴。

“这就是你的打法。”许世友说。

“打法没变过。”耿飚说，“只是战场换了。”

服务员进来添水。两人都停了话头。等门关上，许世友才又开口。

“五五年授衔名单下来，我看了三遍。”许世友说，“没找见你名字。”

“我那时在瑞典。”耿飚说，“大使馆。”

“有人替你抱不平。”

“老部下？”

“都有。”

耿飚摆摆手。“授衔是为了部队建设。我都不在序列了，还争这个做什么。”

许世友盯着他看了几秒。“真这么想？”

“你说呢？”耿飚迎着他的目光，“我带的兵在朝鲜打得好不好？”

“好。”

“在南疆打得好不好？”

“好。”

“那不就结了。”耿飚说，“兵带得好，仗打得好，比我个人多颗星要紧。”

许世友终于喝了口茶。茶水大概凉了，他眉头皱了皱。

“你比我合适搞外交。”许世友放下杯子，“我这脾气，出去三天就得跟人掀桌子。”

“你守南疆守得好。”耿飚说，“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远处隐约传来操练的口号声，隔着玻璃，闷闷的。

“其实我想过。”许世友忽然说，“你要是还在，现在该在什么位置。”

“总参谋长？国防部长？”耿飚摇摇头，“没发生的事情，不想。”

“想想怎么了？”

“想了就容易比较。”耿飚说，“一比较，心思就歪了。”

许世友不说话了。他从口袋里摸出烟，想起这是办公室，又塞回去。

“下次去北京，来家里吃饭。”许世友说，“我让炊事班做辣子鸡。”

“少放辣。”耿飚站起来，“年纪大了，胃受不了。”

“屁话。”许世友也站起来，“在湖南打仗的时候，你说辣椒是命。”

“那是打仗的时候。”耿飚整理了一下衣领，“现在命不一样了。”

两人走到门口。许世友伸手开门，手停在把手上。

“老耿。”他说，“你确实该在我前头。”

耿飚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门开了，走廊的光照进来，两人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他们一前一后走出去，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一个重些，一个轻些，渐渐混在一起，听不出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