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街头有门营生，专收横死路边的尸首。收尸人不声不响，把大街上的尸身装进自己备好的小棺材，再一车拉去集中掩埋。这行当不体面，却离不得——乱世里总得有人替无名死者收个尾。
 
 
北京收尸人里有个哑巴姓毛，老北京人叫他毛哑巴。他每天赶牛车从广安门外湾子村义地出发，进城收“倒卧”。倒卧说的是冻死饿死在街头的无名尸。
 
 
牛车后挂布幡，上写“陆地慈航”。这辆车从清末跑到1938年，跑了30多年。后来巡警局有了章程，路边发现无名尸，巡警先验看，确认无可疑，撕一张盖印死亡证明塞在死者衣领里，收尸人才能拉走。
 
 
毛哑巴到了现场先翻死者脖领找纸，找不到就赶车走开，在附近绕一圈，等巡警处理完再回来。
 
 
他拉了30多年，死亡证明攒了一摞，只有一张始终留着。
 
 
上海那边是一整支队伍在跑。1913年，几个上海绅商在闸北太阳庙中华新路挂出普善山庄的牌子。
 
 
发起人王骏生看到闸北荒僻，路边常有婴儿尸骨，穷人家死了人没钱葬，觉得不能不管。
 
 
最初山庄只有9亩地，雇了几个夫役，穿蓝底白十字号衣，专门收殓闸北倒在路边的无主尸首。
 
 
收尸队每天天不亮出门，骑三轮车在棚户区转。车斗里装着薄皮棺材，是山庄自己棺材铺做的，不收钱。看到尸首，先登记特征，用草绳捆住手脚，拿旧报纸盖住脸。
 
 
盖脸是当时讲究，说死者睁眼会勾魂。装进棺材搬上车，拉去集中处理。收一具尸体，收尸人拿5个铜板。
 
 
普善山庄后来扩得很快，在大场买了800亩空地当坟地。1937年日本人打来，大场坟地被强征修飞机场，闸北和南市分庄被炮火毁掉。
 
 
山庄搬进租界，在虹桥和青浦蟠龙镇租民田继续埋人。1954年，普善山庄由上海市民政局接手，两年后，原来的义冢地上建起居民新村。
 
 
收尸不只是上海北京的事。汉口善堂从清道光年间就收埋路尸。
 
 
1929年，汉口特别市卫生局跟善堂联合会合办火葬场管理委员会，管露尸浮棺。广州在1894年闹鼠疫时，城西设了一间方便所，收殓路边尸体，也收治倒在街上的人。
 
 
南京崇善堂清嘉庆二年成立。1937年南京沦陷后，崇善堂组织掩埋队，到1938年5月，收埋遇难者尸体超过11万具。
 
 
1947年，有摄影师在上海拍过收尸队。画面里，几个人把薄棺材从车上搬下来，准备放进义地坑里。
 
 
棺材很轻，一个人就能扛，因为里面大多是孩子。尸体多时，一口棺材塞两三个幼童也常见。
 
 
收尸队的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动作也谈不上恭敬，就是把该搬的搬走，该埋的埋掉。
 
 
同一时期，沈阳收尸人手里拎着的也多是孩子尸体。那些孩子死于饥饿、疾病或冬天。有的被家里丢出来，有的流浪街头没人管。
 
 
收尸人把他们装进小木盒，推车拉走，集中埋到城外义地。义地是公共墓地，有的行会买，有的寺庙和慈善组织置办，专门埋没有家人认领的死者。
 
 
收尸人大多是从外地逃荒来的鳏夫，或者寺庙花钱雇的穷人。干这行身上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活人见了会绕开走。干这行的人自己也不太跟人来往。
 
 
他们跟活人的世界隔着一层，跟死人的世界倒熟。
 
 
尸体拉走后，棺材先送到暂厝的村栈存着。村栈是临时停棺的地方，里面堆着大小薄皮棺材，每个棺材贴纸条，写收殓时间和地点，有些写名字。
 
 
等攒够一批，再统一运到义地埋，或者直接火化。普善山庄的运尸车上刷着三个大字，从街上开过去，路人都知道那车是干什么的。
 
 
民国30多年，到底多少人倒在街头，没有准确数字。普善山庄1930年霍乱爆发时，单日收殓尸体达到上百具，全年处理3.6万具尸棺。
 
 
上海法租界1946年一份统计说，每月有300多具孩童尸体无人认领，婴儿死亡率到62%。
 
 
这些数字搁在一起看，就是一句话：那个年代，死在街上的人比很多人想的多得多。
 
 
收尸人这个行当随着民国结束慢慢没了，街面上再没人赶牛车、挂“陆地慈航”布幡去收倒卧。那些义地，有的变成居民新村，有的变成工厂，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
 
 
那些年月正是这个静悄悄的过程，让活着的人还能在街上正常走路，不用绕开那些已经不会再站起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