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写汪伪政权，最狠辣的一笔，是借丁默邨的口吻怒骂陈璧君的那句话：“汪先生一生都害在你手里！如果不是你蛮不讲理，一意孤行，汪先生是读书人，何至于朝秦暮楚，出尔反尔，到头来一事无成，身死异域，还落个汉奸的名声！”

在《粉墨春秋》里，高阳并没有把陈璧君写成妲己，他真正反复写的是：汪精卫“没有当领袖的能力，却有极强的领袖欲念”，而陈璧君把这种欲念从牢骚变成了行动。
陈璧君生于南洋富商之家，从小一呼百诺，养成率直、霸道、指挥欲极强的脾气；汪精卫自己也承认，“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员，许多事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
熟悉汪派旧人的人话说得更难听：她是汪精卫“事业与生活的劫持者”，汪要会客，也得她许可。很多关键夜里，别人还在斟酌利害，她已经把门带上、把话挑明、把退路拆了。
但是，她并不是天生的汉奸胚子。
陈璧君十五六岁在槟城入同盟会，是当年最年轻的会员，这点连后来给她定罪的材料也不能抹掉。何香凝回忆早年救廖仲恺一节，更能看见这个女人的原胚：陈璧君主张劫狱，何香凝判断不可行，急得“一巴掌打到她脸上”，骂她靠不住；陈璧君“也不气，也不吵，却连声陪不是”，两三个钟头后一转身回香港。
胆大、手快、能屈能伸、挨了耳光还能收拾局面——这用在反清革命里叫胆略，用在民族危亡里就成了裹挟。
1935年汪精卫挨孙凤鸣一枪，据陈立夫一路转述，陈璧君当场给蒋介石下不来台：“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她从来不怵最高权力；问题只在于，她的罗盘不指国家，只指“汪先生不能再坐第二把交椅”。
抗战一打响，这个罗盘就露了刻度。三联生活周刊据《汪精卫集团投敌》等史料记下她的话：能从日本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已经算满足了”，再想着收回黄河以北乃至东北，“谈何容易”。
更荒唐的是那句“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他们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这是为了让汪“独立掌权”而昧于大义，拿东北主权去取媚日本。
她还三次回广东“查察地方、人心、风气”，回来下的结论是：“照此下去，再一年便可以由蒋打光了。”
所以后来有人说，当有人建议汪精卫劝蒋介石对日和谈时，她脱口冒出“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这不是失言，这是她的真实语法：民族大义在她那里，永远排在“汪先生位次”后面。

在汪精卫落水当汉奸这件事上，真正把钉子敲进板壁的是1938年。
梅思平携日方密件回重庆，汪精卫在家设筵相送，送到客厅门口，陈璧君追出来逼一句：“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到了12月，日方“另组政府”的条件摆到汪公馆，投降派连日会商，“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最后是“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
高阳小说里最有味道的判断就在这里：连周佛海、梅思平奔走出来的“路线”，到了他笔下都像陈璧君先接住底牌；对外叫“周佛海路线”，骨子是“陈璧君路线”。这也是为什么陈公博、陶希圣那句评点会被后人一遍遍传抄：“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致败事。”没有她，汪精卫的领袖欲多半停在清谈、通电和出洋；没有她，汪精卫在最关键的几夜，也许少一个人替他挡门、记账、催誓、收梢。
所以高阳对陈璧君的深刻处，不在骂“祸水”，而在指出一种残酷互补：汪精卫缺的，正是陈璧君有的——决断、执行、对屈辱的低敏感；陈璧君缺的，正是汪精卫早年有的——名节感、历史感。
丁默邨那句“害在你手里”，把这对夫妻的烂账一次性算到她头上，当然过了；可若把账全推给“汪先生被人蒙蔽”，也轻飘。
更准的说法是：汪精卫负责爱美名、怕担当，陈璧君负责把怕担当的人推过线。推过去以后，一个去做“国府主席”，一个去做“第一夫人”；等到东京末日、南京树倒，曲终人散，能进优待所的进优待所，能带氰化钾的带氰化钾，陈璧君则从广州被解到南京宁海路21号，再进法庭。

然而，战后法庭并没给陈璧君戏剧性的死刑。
1946年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汉奸罪起诉她；4月16日开庭，22日判无期徒刑，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随后送苏州第三监狱；1949年以后继续关押，直到1959年病死狱中。她在狱中仍不肯下软话，口口声声说蒋介石公报私仇，稍不如意便“河东狮吼”，甚至说“我的身份就是与众不同嘛”。
至于宋庆龄、何香凝曾向毛、周说情、“写个认罪声明就放人”的故事，流传极广，媒体也多有转述；但《文史月刊》2013年有周军公开商榷，题作“宋庆龄、何香凝没有给陈璧君写过劝说信”，说自己查档并寻访当事人后提出质疑。这段公案，宁可存疑，也别拿来给她添一层传奇。
陈璧君这一辈子最硬的本事，是把“汪先生不能输”置于一切之上；最后输掉的，也正是这个“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