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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忘了南京大屠杀吗?忘记了日本开拓团是如何进入中国东北黑土地的吗?忘记了遍地的
我们忘了南京大屠杀吗?忘记了日本开拓团是如何进入中国东北黑土地的吗?忘记了遍地的中日友好学校了吗?难道我们忘了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夏日祭活动了吗?难道我们忘了在南京中国人供奉日本侵华战争甲级战犯的牌位了吗?2022年7月,有网友在南京玄奘寺里,发现供奉着几名南京大屠杀侵华战犯的牌位,这条消息发到网上之后,很快引来大量网友关注。我们忘了南京大屠杀吗,忘了日本开拓团当年是怎么进入东北黑土地的吗,大片黑土地被划走,当地百姓失去赖以生存的田地,只能背井离乡,四处谋生,一直到抗战胜利,大批开拓团人员才陆续撤离东北。还有人提起,前些年多地申报、准备举办夏日祭活动。活动消息传出来,很多老百姓提出不同看法,不少城市收到群众的意见之后,结合当地情况,陆续叫停了相关夏日祭活动,不是不让正常文化交流,只是很多长辈看着这类活动,心里很难平静,觉得要分清历史,守住底线。还有遍布国内不少地方的中日友好学校,也被大家拿出来讨论,这些学校的设立,初衷是方便中日民间交流和外籍孩子读书,但不少老百姓提出疑问,交流可以,办学也要严格审核教材、管理内容,不能把不该有的内容带进校园,相关部门也持续对这类涉外学校开展常态化检查,按规定落实监管。难道我们忘了,在南京,有人在寺庙里供奉日本侵华甲级战犯牌位这件事,网友发现线索之后,马上举报给当地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连夜赶到玄奘寺现场核实情况,查到一共有6个牌位,里面包含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战犯名字,登记的人向寺庙谎称供奉的是朋友,寺庙没有认真核实身份,就收下费用挂牌供奉,时间从2018年一直放到2022年。牌位的供奉人叫吴啊萍,1990年出生。2017年12月,她到玄奘寺办理供奉手续,一次性缴纳5年的供奉费用,合计3000元,寺庙的僧人没有仔细核对供奉对象是谁,就按流程登记,把牌位安放在地藏殿,寺里在2022年2月就发现了牌位有问题,把牌位撤下来,但这件事没有上报,一直藏到网友曝光。事情曝光之后,南京成立专门调查组,全面核查整个事件,玄奘寺主要负责人被撤换,寺庙被责令停止活动,开展全面整顿,多名负有监管责任的干部,被给予诫勉、免职、停职检查等处理,吴啊萍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立案侦查。所有调查细节,全部对外公开通报,每一步处理,都对外讲清楚。很多人会接连发问,难道这些事情接连出现,是我们把苦难岁月慢慢丢掉了吗,不是说不能有正常的对外交流,国与国之间民间往来本身很平常。这段历史不是用来挑起矛盾的,记住过往,只是为了不让同样的灾难再次落到普通人身上,我们愿意和日本普通民众和平相处,但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不能淡化,不能模糊,不管是办学、办活动,还是各类文化交流,都不能越过法律和民族情感的红线,一旦触碰,就会被依法依规处理。一件一件事情连在一起,留给所有人提醒。和平来之不易,和平的前提,是不忘记真实的历史,铭记苦难,不是为了一直记仇,是守住底线,守住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安宁日子,普通人的这份警醒,也是在提醒所有人,历史不能随便淡忘。
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奸污妇女到了什么程度?张纯如曾说:“在南京,没有女人是安全的。
南京大屠杀时,日军奸污妇女到了什么程度?张纯如曾说:“在南京,没有女人是安全的。日本兵强奸了80岁以上的曾祖母,也不放过8岁以下的孩子。”1937年,安全区划出来之后,并不是一道牢不可破的墙,日军想进来就进来,白天翻围墙,夜里砸大门,负责看管难民营的魏特琳,只能守在门口拦着。日本兵拿着刺刀,不理会外国人的劝阻,直接在人群里挑人,点名要带走妇女,有的家庭一家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求他们放过家里的女人,哀求起不到一点作用,被选中的人,直接被强行拉走。城里各处街巷,都能看到日军随意闯入民居,不管是普通民房,还是临时的避难地方,只要看到女性,就动手抓人,很多妇女被凌辱之后,还会遭到杀害,有的女子反抗,就被刺刀捅伤,19岁怀孕6个半月的陆李秀英,反抗日军侵害,身上被刺18刀,肚子里的孩子没能保住。不少妇女躲在家里,不敢出声,把门窗封死,日军会挨家挨户搜,挨屋敲门,听到一点动静就破门进去,有的妇女为了不被抓走,把脸上抹上煤灰,剪短头发,打扮成男人样子,可这种办法,很多时候还是瞒不过日军的眼睛,照样被挑出来带走。就算是一家人挤在一起,也保护不了家里的女性。国际安全区的档案里面,记录下很多受害案例,有17岁女孩,被多名日本兵侵害之后死去,还有妇女被连续多天反复遭受凌辱,染上多种性病,身体垮掉,之后很难恢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南京沦陷后的第一个月,城里发生接近2万起这类案件。魏特琳每天记录难民营的情况,本子上写,夜里经常听到哭喊声,日本兵经常趁着天黑来,一次带走十几个姑娘,被带走的人,有的再也没能回来,留在难民营的家属,整夜等着,不知道亲人的下落,天天担惊受怕,难民营里的人越来越多,哭声一天都没有断过,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挑走的会是谁。这样的暴行连续持续6周多,日军一边在城里大规模杀人放火,一边到处抓捕凌辱妇女,很多受害女性,不敢说自己的遭遇,就算活下来,心里的伤痛一辈子消不掉,不少家庭,一家人就此离散,丈夫看着妻子被带走,母亲看着女儿被拖走,什么办法都没有,城里到处都是残破房屋,街道上随处可见遇难同胞的遗体。等到战争结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日军犯下的这些罪行,一一摆上法庭,证人出庭讲述亲身经历,难民证词、外国人日记,都作为证据提交,参与施暴的部分日军战犯,被判处刑罚,但还有很多犯下恶行的士兵,没有得到追究。这段往事,不能随时间慢慢忘掉,不是为了挑起仇恨,是记住战争会带给普通人什么样的苦难,当年无数妇女承受的痛苦,是真实发生在南京城里的事情,我们记下这些,是希望后世的人珍惜现在的安稳日子,明白和平来之不易。
1991年冬季征兵,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固辉,查实驻南京某师私自扩招女兵45人,属
1991年冬季征兵,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固辉,查实驻南京某师私自扩招女兵45人,属于严重违反征兵纪律的行为,当即下令彻查、严肃处置。事情传开,不少老首长、老战友纷纷出面说情,希望能够网开一面、下不为例。承办部门的调查报告也偏向宽容处理。但固辉治军素来以严守军纪著称,在人情压力面前没有松动。他在报告上郑重批示:“我个人意见已经提出,如果其他同志都同意这个报告,一定要将我个人的批示转总部。”征兵名额、兵员招收权限,是军队的刚性制度,一个师无权擅自增加征兵指标。固辉认为,纪律口子一旦撕开,后面就会接连出现违规特例,部队的章法就难以维系。在他的坚持之下,该师私自招收的45名女兵全部退回原籍,相关责任人也受到处理,这件事在南京军区内部起到很强的警示作用,彰显依法治军、纪律面前没有情面的治军原则。
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时,流传一段老同志之间的趣谈。当时在南京工作的许世友、
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时,流传一段老同志之间的趣谈。当时在南京工作的许世友、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四人,都比较能喝酒,被大家私下戏称为南京“四大喝”。1973年12月22日,中央军委下达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南京与广州互换司令员,许世友调往广州,丁盛调来南京,命令要求十天内到职。到这一天,许世友已经在南京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坐了十八年多。就在这十八年里,南京老同志之间有一句很生活化的玩笑。许世友、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四个人,被凑在一起叫作“南京四大喝”。四个人同在南京,却不属于一个固定班子:许世友主持南京军区,王平在南京军事学院,江渭清长期主持江苏省委工作并兼军队职务,聂凤智则进入南京军区领导层,同时负责军区空军。许世友到南京最早。1955年3月,他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东南沿海战备、部队训练和军区建设,都在这个大军区的职责范围内。1964年前后,南京军区大抓群众性练兵,总结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许世友把相当多精力放在基层训练和部队建设上。南京成了他此后近二十年的主要工作地点。王平来到南京,是从朝鲜回国以后的事。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担任志愿军政治委员的王平回国,不久出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委员。军事学院承担高级军事人才培养,与南京军区司令部各有自己的工作体系。许世友盯着部队训练和战备,王平面对的是教学、政治工作和干部培养,两个人同城工作,却各有一套职责。江渭清又处在军队和地方之间。1956年起,他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江苏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并一度代理第一政委。江苏地方工作、地方军区事务和南京军区政治工作,在他的职务中同时出现。南京既是江苏省党政机关所在地,也是南京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江渭清长期处在两套工作系统的交会处。聂凤智同许世友的关系更早。1947年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成立,许世友任司令员,聂凤智先后担任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来接掌九纵。1948年济南战役,许世友担任攻城部队总指挥,聂凤智率九纵参加攻城,所属二十五师七十三团首先突破城垣,战后获得“济南第一团”称号。六十年代初,聂凤智进入南京军区领导岗位,担任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两名老战友又在一个大军区里共事。1964年1月,南京还举行过一场将军与农民之间的篮球赛。王平在场外担任指导,许世友、聂凤智等人上场,对面是丹阳农民组成的业余球队。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政委、军区副司令员离开各自办公室,又在一块球场上碰到了一起。这时,四个人在南京各管一摊。一个管大军区,一个管军事学院,一个横跨江苏地方和军区政治系统,一个兼管军区空军。老同志间的“四大喝”称呼,也出现在这样的同城交往中。私下称呼之外,四人的正式职责始终分开。南京军区司令员有自己的指挥系统,军事学院有教学和政治工作体系,江苏省委处理地方事务,军区空军也有单独的指挥链条。四个人可以在饭桌、球场上碰面,回到岗位后,命令、文件和责任仍沿着不同机构运行。六十年代中后期,几个人的处境迅速变化。“文化大革命”中,王平被停止工作并受到长期关押,江渭清也遭受严重冲击。原先的工作秩序被打乱,几个人在南京的岗位状态已经和六十年代初完全不同。1973年12月的命令执行后,许世友赴广州任职,丁盛接掌南京军区。王平恢复工作后,先后转任炮兵、武汉军区和总后勤部领导职务;江渭清也离开了早年的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岗位。四个人长期同城任职的条件随之消失。1977年,聂凤智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二十多年前,他曾在九纵接受许世友领导;六十年代,两人又在南京军区共事;许世友离开南京四年后,聂凤智坐上了他工作十八年多的那个位置。“四大喝”没有对应过任何组织名册。那几年真正同时存在的,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军事学院、江苏省委和军区空军四条工作线,以及几个战争年代走出来的老同志之间的私人交往。1973年的调令下达后,许世友按期限南下广州;再过四年,聂凤智接过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那句酒桌上的旧称呼还在,四个人却已经各走各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