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死一般寂静。
大儿子在折叠椅上熬了三个通宵，眼窝深陷，盯着病床上的亲爹放出狠话：“爸，你再这么喝下去，哪天真瘫在床上，我们可不管了！”
71岁的老头额头上还贴着缝了四针的厚纱布。他连眼皮都没抬，干瘪的嘴唇吐出一句硬邦邦的话：“我一个月有三千九的退休金，这次住院，花你们一分钱了吗？”
病房里瞬间没人接茬了。
这就是我乡下老家的老表。一辈子不抽烟、不碰牌局，连去赶集都不舍得花钱下馆子。
但他有个命门——散酒。
村口小卖部那种装在大塑料桶里的劣质白酒，八块钱一斤。他一天雷打不动喝三顿，一顿二两。就着一把干瘪的花生米，或者半块发臭的豆腐乳，他能咂摸出满汉全席的架势。
就为了这八块钱一斤的散酒，他们家足足干了五年的仗。
去年拿到体检单，转氨酶飙到了180。穿白大褂的医生把单子往桌上一拍，指着指标警告全家，再喝准出大事。
全家轮番上阵围堵，老头满口答应“少喝点”。结果半个月没撑到，那只沾着油泥的玻璃酒杯又端起来了。
表嫂急了，搬来椅子，把家里所有的酒瓶全塞到了大衣柜最顶上。
凌晨两点，屋里黑灯瞎火。表嫂听见外屋有动静，推门一看，71岁的老头正哆嗦着两条腿，踩在摇摇晃晃的条凳上，两只手在柜顶上瞎摸。
没摸着。天一亮，老头自己背着手溜达出门，去小卖部又拎回来满满一斤。
表嫂一句话没说，卷起铺盖回了里屋，把门一摔。这床一分，就是整整三年。
真正的导火索，是腊月里那场大祸。
二两黄汤下肚，老头非要逞能下楼倒垃圾。一脚踩空，额头重重磕在水泥台阶上，鲜血淌了一地，进医院直接缝了四针，在病床上直挺挺地躺了一个礼拜。
这才有了开头病房里的那场父子对峙。
几天后，我陪他去门诊复查。
医院门口的冷风里，老头坐在掉漆的木长椅上。他没看我，视线死死盯着马路对面的一棵枯树。
“我不赌钱，不抽烟。”他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喝的还是八块钱的散酒，一个月算下来，连一百块钱酒钱都不到。”
他突然转过头，眼角的皱纹紧紧挤在一起：“人老了，觉太少了。以前的老伙计一个个全走没了，我一天到晚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这二两酒烧进肚子里，我这心里头，才觉得热乎一点。”
坐在长椅上，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嘴巴张了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每个月有三千九退休金、没跟儿女伸过一次手的老人，一个月花不到一百块钱，死死守着自己最后一点念想。
管他吧，掐断了他这辈子最后的乐趣；不管他吧，等哪天真的一头栽在楼梯上爬不起来，床前熬夜端屎端尿的，还是那些放狠话的儿女。
这道无解的题，换做是你，你会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