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一女子帮开发商卖掉了120套房子，拿到2200万的提成款，开发商却翻脸不认账。女子一审败诉，走投无路之下和律所签了风险代理，约定按追回金额的8%支付律师费。
 
北京朝阳的堵女士此前帮当地一家开发商销售房产，为了把这些房子卖出去，她天天泡在售楼处，对接客户、谈价格、跟进手续，大大小小的事都亲自盯，前前后后一共卖出了120套房子。
 
按照双方当初约定好的提成标准，她总共能拿到2200万元的销售报酬。
 
可等到所有房源销售完毕、项目正式收尾，该结算费用的时候，开发商却直接翻了脸，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到最后干脆明说这笔钱不给了，一分钱都不肯往她账户上打。
 
堵女士忙活了大半年，从楼盘开售到清盘全程跟进，本想着靠着这笔提成能落个踏实结果，没成想开发商说赖账就赖账。
 
她咽不下这口气，收集了手里所有的销售记录、沟通凭证和约定文件，直接把开发商告到了法院，本以为事实清楚、约定明确，法院肯定能帮她把钱要回来。
 
可一审的结果给了她当头一棒，法院审理后认定双方签订的相关合同无效，她主张提成的依据不足，直接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
 
这一下堵女士彻底陷入了困境，两千多万的提成眼看彻底打了水漂，自己前期为了卖房搭进去的人力、物力，还有打官司花的诉讼费、差旅费，全都收不回来。
 
那段时间她到处找人问办法，可一审败诉的案子想要翻案难度太大，很多人都劝她认倒霉，还有不少律所一听是一审输了的房产纠纷，连案子都不肯接。
 
就在她走投无路，几乎要放弃的时候，经朋友介绍，她联系到了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
 
这家律所的团队看过案卷之后，觉得案子还有翻盘的空间，但因为一审已经败诉，后续的上诉、重审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结果没法保证，所以提出走风险代理的模式。
 
双方坐下来谈得很清楚：堵女士先付30万元的基础办案费，用来覆盖前期的部分成本；等官司打赢、赔偿款实际到账之后，她再按照最终拿到的总金额的8%，向律所支付风险代理费；要是最后官司输了、拿不到钱，律所就不再收这笔提成，前期投入的所有成本也自己承担。
 
对当时的堵女士来说，这已经是她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用先掏大额的律师费，赢了才给钱，输了也不多亏，她当场就同意了所有条款，和律所签了正式的委托代理合同。
 
接手案件之后，律师团队没有直接走上诉流程，而是把几千页的案卷全部拆开重新梳理，一项一项核对销售数据、沟通记录和双方的约定细节，推翻了一审的诉讼逻辑，重新调整了举证思路和诉讼请求，前后忙活了好几个月，终于成功让二审法院裁定将案件发回重审。
 
重审开庭后，法院采纳了律师方的大部分意见，最终判决开发商向堵女士支付各项款项共计2600万元，比她最开始主张的2200万还多出了400万。
 
判决书下来没多久，开发商就把2600万元打到了堵女士的账户上。
 
按说这是个两全其美的结果，堵女士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还多拿了一部分，律所也完成了委托，可以按约定收取费用。可就在律所等着结算剩余律师费的时候，却联系不上堵女士了。
 
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2600万的8%算下来是208万元，扣除堵女士最开始付的30万基础费，她还需要再支付178万元。
 
可这笔钱迟迟没有到账，律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发消息都没人回，上门找也找不到人，堵女士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多次沟通都没有结果，律所只能把堵女士起诉到北京朝阳法院，要求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剩余的200余万元律师费。
 
2026年8月31日，这起案件正式开庭审理。
 
法庭上，堵女士虽然没露面，但她的代理人出庭辩称，双方约定的8%收费比例过高，远超行业常规标准，以前的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仍然可以作为参考依据，请求法院调整收费金额。
 
而原告律所则认为，现在律师服务收费已经实行市场调节价，双方是在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风险代理合同，所有条款都写得清楚明白，堵女士理应按照约定履行付款义务。
 
审理此案的法官当庭表示，律所已经按照协议完成了全部代理工作，帮当事人打赢了官司拿到了赔偿，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已经成就，堵女士应当支付对应的律师费用。
 
就算她一直不出面、失联，法院也可以通过公告送达的方式推进诉讼程序，最终依法缺席判决；判决生效之后，律所还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堵女士还可能因此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截至目前，这起案件还在依法审理过程中，最终结果还需要等待法院的正式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