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13日，南京第一监狱第一次挂上绞索。当天吊死27个人，全是中央特科红队的。他们被捕是1934年11月6日，在上海巨赖达路风翔银楼被一锅端的。这绝非是消息不慎外泄，完全是叛徒苏成德伙同张阿四一同下的黑手。

1935年4月13日的午后，南京第一监狱首次启用了绞刑这一处决方式。27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被押上刑场，他们来自中央特科红队，全部被捕于五个月前的一场突袭。

处决场地选在监狱的运动场内，行刑木架是临时搭建的，所用绳索也都是临时从城外购置的。连刽子手都不是专业人员，而是从宪兵中挑出来匆忙训练的。

这一行人都没有将自己的眼睛蒙上。

走在队伍最前列的邝惠安，籍贯是广东新会，原名龚昌荣，曾参与过广州起义。那一年他32岁，身高一米八，身上布满刑伤，却依然挺直腰板。特务曾向他许诺少将军衔，还答应放他返回广东老家，他只回应了一句：“你太小看我了。””

绞索被套上脖颈的那一刻，邝惠安侧头对着赵轩笑了一下，紧接着就唱起了《国际歌》。赵轩、孟华庭与祝金明先后跟着一同歌唱，处在押送车内的同志们也跟着一同唱了起来。

红队属于中央特科下辖的行动队伍，民间给它起的别称是“打狗队”，核心职责就是清除叛徒、打击特务。邝惠安枪法十分精准，近身搏斗的能力也相当出众，上海滩的中统特务听到“老广东”这个名号，都会格外警惕。

敌人对他们最为忌惮的点，除了出众的枪法之外，更核心的是严明的纪律。队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系，互不打听身份，秘密据点定期更换，行动结束立刻分散，平时又伪装成普通街坊。

存放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凤翔银楼二楼的这批武器，计有手枪27支、炸弹2枚、弹夹26只、子弹1003粒、刺刀1柄、钢丝背心1件。这处场所对外是普通银楼门面，内部却相当于一座小型军火库，所有武器都由邝惠安的妻子张美香专人看管。

活动于上海的这支队伍存续四年期间，曾铲除中统上海区负责人史济美，也打击过公安局督察黄永华。中统先后组织了数十次跟踪行动，大多情况都在追踪途中就弄丢了被跟踪的对象。

但哪怕是架构设置得再严密的组织，也很难防范内部人心出现腐化变质的情况。

1934年，上海当地的地下党组织接连发生多起人员叛变事件。李竹声被捕之后供出了不少相关情报，盛忠亮也在秦曼云的劝诱下投靠了敌方阵营。盛忠亮此前有留苏经历，知晓诸多内部机密，红队武器存放点、邝惠安的居所这类信息陆续落到特务手中。

真正把刀捅进红队内部的，还有交通员张阿四。这个年轻人原本只是街头混混，走投无路时被红队收留，平时负责跑腿送信，甚至接触不到核心会议。

中统上海区的苏成德盯上他后，没有急着动刑，而是抓住了他的软肋：母亲生病、生活困窘，再加上他嫌地下工作清苦。几句诱骗，几块大洋，张阿四就动摇了。

特务没有让他马上招供，而是让他继续潜伏，慢慢摸清红队的活动规律。经过长时间侦查，他们掌握了17处据点的门牌号、队员的生活习惯、武器藏放地点，甚至知道有人每周三更换床位、有人接头时习惯摸耳垂。

1934年11月6日凌晨，300多名特务兵分多路，同时扑向巨籁达路凤翔银楼等据点。邝惠安、张美香、孟华庭、赵轩、祝金明等三十多人被捕，34名红队成员先后落网。

赵轩曾趁乱钻进弄堂，短暂逃脱，但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搜捕。

在之后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审讯室内接连不断上演着严刑拷打和利益劝诱的行径。烙铁、皮鞭、盐水、辣椒水悉数上阵，再抛出高官厚禄的诱饵，敌人既想靠痛楚摧垮他们，也想借富贵换取口供。

赵轩的胸口被烙铁烫得皮肉焦黑，始终紧咬牙关；孟华庭与祝金明被分开审讯，特务谎称“别人都已经招了”，二人只是相视一笑。祝金明被打昏后泼水弄醒，第一句话竟是：“下次使点力气，这么软不管用。”

邝惠安曾被关押在水牢之中，双脚泡了整整五天，肿胀到完全没法看清脚踝部位。最终，34人中有7人选择变节，剩下27人始终没有吐露关键情报。孟华庭暗中把纸条递给身边的狱友，纸条上就只写了短短一句话：“斗争不能停。”

1935年三月末，军法处正式做出了相关判决。徐恩曾执意选用绞刑，认为枪决过程太过干脆，他既想让受刑者死得更慢，也希望借这次公开行刑威慑南京全城。

27具遗体被随意塞进简易薄木棺中，运送至雨花台的荒僻坡地后就地安葬。4月15日，南京发行的《新民报》仅用一行极小的字刊发内容：“昨执行绞刑二十七名。既没有对应的正式姓名，也没有被判定的任何罪名。

后来，人们靠档案、家属回忆和旧地图，才逐渐确认其中部分身份。雨花台烈士陵园的石碑上并列镌刻着邝惠安、孟华庭、赵轩、祝金明等人的姓名，剩下23位烈士至今仍无完整生平记载。

这些叛徒到头来根本没能过上真正安稳的日子。张阿四带着五百块大洋逃向东北，之后在伪满警局出任科长，1942年到重庆后遭毒杀，遗体被抛入长江；苏成德曾任汪伪警察总监，抗战胜利后被捕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