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副师长，聂荣臻三千人立足五台，徐向前两千人扎根冀南，为何偏偏是他，带着那最精锐的四千虎狼之师，在平西平原陷入绝境

1938年夏天的冀东，一度声势很大。当地抗日力量迅速发展，许多县区出现武装行动。可这种突然膨胀起来的队伍，有一个明显难题：正规军干部少，新参加人员多，装备、训练、补给差异很大，一旦日伪军集中反扑，原本铺得很开的队伍就容易失去联系。
当年秋天，第四纵队及部分冀东抗日力量向平西转移。一路要突破公路、铁路和敌军封锁，部队遭受很大消耗。等这些力量撤到平西以后，摆在面前的已经不只是“继续向东打”这么简单，而是伤员怎么安置、部队怎么整顿、地方武装怎么重新组织，粮食又从哪里解决。
1938年11月，新的战略部署开始形成。1939年初，萧克与程世才等干部东进。2月，冀热察挺进军正式组成，萧克任司令员。它所承担的任务很清楚：平西必须守住，冀东不能放弃，平北还要开出来。三块区域任何一块长期断掉，整个北平外围的敌后布局都会受到影响。
这时再看萧克手里的兵，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账面上主力不少，真正能自由使用的兵力却没那么宽裕。平西本身需要守，向平北发展要派部队，恢复冀东还得有人。几千人摊进这么大的区域，每一个方向都嫌少，可如果集中到一处，又意味着另外两个方向出现空当。
平西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养兵。
正规军每天都要吃饭，伤员要药品，枪械要维护，弹药打掉以后还要想办法补充。根据地面积如果够大，村庄和人口够多，这些压力还能分散。可平西靠近日军控制下的北平和重要交通线，活动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大部队长期集中，群众承担的粮食和运输压力自然更重。
后来萧克自己总结这一地区的斗争经验时，特别强调分散兵力发动群众、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这其实点出了平西作战最核心的问题：几千精锐不能天天抱在一起。该散的时候，要把干部和小部队撒进村庄；发现有利战机，又必须迅速合起来打，然后马上转移。
这和聂荣臻在晋察冀最初面对的局面并不一样。1937年秋，主力继续转移以后，聂荣臻留下来的部队约3000人。人数不多，但五台、阜平一带山地连绵，沟谷纵横，可以把有限兵力分散出去。一边打游击，一边建地方武装，部队就像种子一样不断往周围撒。
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三千人突然能打三万人的仗，而是正规军背后逐渐出现越来越多村庄、交通员、地方干部、民兵和群众组织。敌人进入山区，看到的是几支小部队；可部队需要情报、粮食或者转移时，背后却有一整套地方网络在运转。
徐向前进入冀南以后，走的是另一条路。1938年4月底，他率由769团、689团等组成的部队向冀南挺进，5月初到达南宫，与先期进入这一地区的东进纵队会合。冀南几乎没有大山可以依靠，于是徐向前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办法：地上没有山，就靠群众形成“人山”。
当时冀南虽然地势平坦，却也存在一个难得的窗口。日军需要控制的区域太大，主要力量集中在铁路、县城和交通节点，广阔乡村并没有被完全抓牢。八路军可以利用这些缝隙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组织，再把正规军和地方力量结合起来。人越发动越多，活动空间反而越来越大。
萧克碰到的恰恰是另一种局面。他面对的是北平外围，敌军对铁路、公路和重要据点极为敏感。平西不是单独存在的根据地，它还承担着连接平北、通往冀东的作用。部队想向东伸展，就得一次次跨过敌人的交通封锁线；想留在原地，又会承受越来越大的补给压力。
因此，后来真正改变局面的，并不是打一场决定性的大会战，而是把原先纠缠在一起的问题一个个拆开。平西负责立足，冀东继续坚持，平北充当两地之间的重要连接点。1940年，白乙化率挺进军第十团由平西挺进平北，逐渐开辟丰滦密地区，根据地的活动空间开始向东北方向扩展。
等到这些地区逐渐能够各自组织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基层力量以后，萧克最初面对的那种“人多却腾不开手”的窘迫才慢慢缓解。平西也没有被困死，反而成为向平北、冀东输送干部和力量的重要支撑点。

萧克后来在冀热察真正做成的事，也正在这里。他没有把希望压在一次突击上，而是逐渐把平西、平北、冀东三个彼此分开的区域拉成能够互相支撑的格局。到1941年前后，北平外围的敌后力量已经不再只有一个孤立支点，而是形成多方向活动的局面。
所以这段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一支军队真正的“家底”，从来不只是步枪、机枪和人数。能不能得到群众支持，能不能找到粮食，能不能穿过封锁线，损失之后能不能重新补充，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往往比纸面上的几千兵力更重要。
当年那支被压在平西狭窄空间里的队伍，真正要突破的也不只是一道日军封锁线，而是一整套生存难题。等这道题被慢慢解开，原来看似被堵住的平西，也就变成了向平北和冀东继续伸展的一块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