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旧鼓楼大街豁口挖出了古代贵族藏下的元代青花瓷窖藏，其中一件扁壶更是成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初问世时，发现者直接挥起锄头，砸碎！
故事要从50多年前说起，1970年10月，一个周一上午，因为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北京城里人们都忙着“挖土”。明清北城墙下，市标准件四厂的工人正在挖土摔砖坯，忽然，一位挖土工人有了新发现——一个土洞里，大陶盆覆盖之下，十几件青花白底的瓶瓶罐罐挤在一起……

“发现了老瓷器，你们要不要来看看！”一个电话打到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接电话的是考古队员黄秀纯，一番对话，旁边的于杰坐不住了——“这事非常重要。”于杰是燕京大学毕业生，但他当时在单位里不敢多说话，小声说：“城墙底下压着的文物，不是元末就是明初的，因为北城墙是明代永乐五年建造的，器物肯定比城墙早，咱们得去一趟。”
黄秀纯请示了考古队长张宁，张宁又请示了“军宣队”负责人常凯。常凯是山东人，一口浓重的口音回绝了：“你们这些挖坟头儿的，一、三、五不抓革命，二、四、六拿啥促生产？！今天是星期一，谁也不许去，给我老老实实地学毛选！”

在这个雷打不动的“学习星期一”，谁也没能出去。第二天，于杰和黄秀纯赶到现场。工人摊开手说：“白等你们一天，你们没来，还以为没啥价值，都给'破四旧'了。”
“砸了？那瓷片呢？”
工人顺手一指两座大土堆：“都扔了。”
两个人借了筛子，在工地上筛了三天，最小的碎片只有指甲盖大。回到办公室，他们把瓷片往桌上一堆。利用一、三、五读“毛选”的时间，全队人一片一片粘。粘出这些器物的大概样貌时，大家沉默了。

首先，是一件残缺却气韵不凡的扁水壶。高18.7厘米，以昂起的凤首为流，以卷起的凤尾为柄，壶身绘着展翅的凤鸟和缠枝牡丹。凤鸟双翅垂至壶体两侧，凤鼻前顶一颗宝珠。整个图案，是一只凤鸟飞翔在牡丹丛中。

此外，另外几件瓷器也不是凡品。10件（套）青花，6件影青瓷碗。青花瓷器中，还有青花花卉纹出戟觚、青花龙纹碗、青花鸳鸯卧莲玉壶春瓶、青花缠枝菊纹盏及盏托等。
问题来了，这个城墙根下的窖藏，到底是谁埋的？
旧鼓楼大街周边，在元代是元大都城内最繁华的地区。窖藏地点邻近金台坊与钟鼓楼市场，属于元大都的居住区范围。1368年，徐达攻克元大都。为了削减元大都的“王气”，明朝将元大都北城墙向南移动约2.5公里。军事需要，时间紧迫，大批百姓来不及搬迁，只能把最珍贵的家当埋进地下……

一把铁锹、一次"破四旧"的冲动、一个政治挂帅的星期一，让这批宝贝经历了发现、砸碎、筛土、拼粘的曲折命运。一件扁壶，拼出了一个王朝的仓皇退场，也拼出了那个"混乱"年代里文物保护的艰难与不易。

不过，这位古代贵族的匆忙之举，却无意间为数百年后的人们留下了成元青花的“身份证”。
原来，这是国内第一次，在明确的地层中发现了元代青花瓷。有元代地层、有明代城墙叠压——标准地层出了标准器物。
如今，元青花热潮不退，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学术界甚至不承认元代有青花瓷。当时元青花没有被重视的原因，就是以前没有确切的出土地点和确切的层位依据。

直到1970年，旧鼓楼大街的碎瓷片给出了那个“确切的出土地点和层位依据”。中国元青花研究，才真正迈入正轨。

作为这批次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青花凤首扁壶，也同样经历了波折。出土后，考古队用石膏进行了黏接，拼出了基本器型，但缝隙很大，背面几乎残缺了50%。2003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这件国宝被特批运往上海，由上海博物馆古陶瓷修复专家蒋道银进行二次修复。修复后，成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凤首扁壶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这段传奇身世。它的造型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隐喻。
扁壶的形状，仿的是游牧民族用的皮制酒囊。凤首为流，凤尾为柄——游牧的形制，中原的纹饰。它融合了中原天鸡壶与游牧民族马镫壶的特征，就像元代这个王朝本身：一半是草原的实用主义，一半是中原的文化审美。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并没有完全抛弃游牧的习惯。皮囊状的扁壶、便于携带的器型，依然保留在贵族的日常生活中。与此同时，他们接受了中原的审美。而一件凤首扁壶，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成型工艺——凤首模制，凤尾捏塑，壶体雕镶。波斯青料、蒙古器型、中原纹饰、景德镇工艺，四样东西，来自四个方向，在一件瓷器上聚齐了。这恰好映照出元代的时代底色。

元代统治者对于中原文化，是在融入中改造、在继承中重塑。蒙古色目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在景德镇的窑火中反复碰撞、熔炼，才烧出了这样一件既不同于宋、又不同于明的美丽瓷器。
全世界已知的凤首扁壶只有两件：一件在北京，一件在新疆伊犁。北京这件是"凤"，新疆那是"鸾"。两件合在一起，叫"鸾凤和鸣"。

如今，凤首扁壶静静地立在首都博物馆的展柜里。这只翱翔在青花瓷上的凤鸟，向人们吟唱着关于涅槃重生的故事……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