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慕华晚年跟家人交代后事的时候，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的话。她说，这辈子最恨的东西，是父亲留下的那枚国民党少将领章。
 
 
1921年6月21日，陈慕华出生在青田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后来升到少将。
 
 
叔叔陈栖霞更厉害，是国民党空军高级将领，从德国学飞行回来的。
 
 
家里规矩大，但不守旧，叔叔从德国带回的《欧战回忆录》随手塞给她看。
 
 
1937年“七七事变”，陈慕华正读中学，跟着人群逃难。
 
 
一路上她看见国民党军队溃败，当官的光顾着保自己。
 
 
反过来，她在报纸上看到“平型关大捷”，又翻到《新华日报》，觉得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
 
 
两边一比，她心里有了主意。
 
 
1938年春天，17岁的陈慕华一个人从国统区跑出来，坐船北上。
 
 
到西安时身上只剩一块银元。
 
 
她挤上运粮车往延安赶，路上老乡塞给她一块干馍，攥到天黑才啃了一口。
 
 
到了延安那年6月，她入了党。抗大办了个参谋训练队，只收男学员，女学员只能去搞卫生、学护理。
 
 
陈慕华不服气，提笔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没过几天，批示回来——“同意，破例录取”。
 
 
参谋训练队里一下多了11个女学员，她年纪最小。
 
 
后来她成了八路军第一位女参谋。训练队里她认识了钟毅，哈尔滨工业大学出来的，因为搞抗日活动被日本人追捕，1938年跑到延安。
 
 
1940年秋天，两人在延河边办了婚，洞房没贴喜字，挂的是作战地图。
 
 
1943年，陈慕华生了第二个女儿。
 
 
偏偏这时候，她叔叔陈栖霞的国民党身份被翻出来，陈慕华被隔离审查。
 
 
丈夫带着大女儿住在延河对岸，一家人见不了面。
 
 
孩子没奶吃，窑洞里整天哭。陈慕华咬咬牙，把三个半月大的二女儿交给了纺织女工王进。
 
 
交接那天，她站在窑洞口目送，风像刀子往胸口里灌。她记住“王进”这个名字，一记就是三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陈慕华到东北铁路系统工作，1954年调到国家计委，1978年当了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是新中国第一位女行长。
 
 
她推动央行对外合作，促成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还创办了中国金融学院和《金融时报》。
 
 
1975年，她偶然听说外贸部有个叫王进的女同志，赶紧托人去打听，回话说那女孩高个子，长得特别像她。
 
 
陈慕华跑到王进家，老太太一开门，两个人一对眼，她眼泪先下来了。
 
 
她拉着王进说：“你们照顾小苹32年不容易，她永远是您的女儿，今后咱们就是亲戚。”失散32年的母女总算团圆。
 
 
从副总理位子退下后，她1983年当全国妇联主席，跑到西部干旱地区看妇女背水吃，回来张罗“母亲水窖”工程，又搞“春蕾计划”帮贫困女娃娃重返校园。
 
 
病重时还叮嘱家里人，每年从她工资里拿钱给“母亲水窖”捐款。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临了，心里最放不下的，是父亲那枚少将领章。
 
 
父亲当年戴着它，骑着高头大马，街坊孩子看了都绕着走。
 
 
可就是这身行头代表的那个队伍，在民族最危亡的时候，净想着保存自己那点实力。
 
 
一个17岁的姑娘，就是看透了这点，才从家里跑出去，拐到了延安的窑洞里，拐到了抗大的课堂上，拐到了新中国的国务院里，拐到了西部山区的“母亲水窖”边上。
 
 
2011年5月18日，陈慕华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