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0日，深圳富士康流水线上，24岁的许立志从高楼一跃而下。他是一名普工，也是一个诗人。他写过一句话：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他身为富士康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每日在机械劳作中穿梭。然而，他亦是怀揣诗意之人，于平凡日常里，始终坚守着写诗的梦想，从未言弃。离世前，他留下过一句话：“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短短几个字，像是告别，也像是一个年轻人对自己一生的轻声总结。

许立志出生于1990年，家在广东揭阳一个贫困山村。父母务农，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供他读书，更谈不上培养什么文学爱好。可他偏偏喜欢文字，买不起书，就到处借；没有零花钱，就捡废品，攒上半个月，才换来一本文学读物。

院墙上那些“劳动最光荣”的标语，他当然见过。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劳动确实是改变生活的唯一盼头，只是盼头和现实之间，往往隔着很远的距离。

许立志读书成绩不错。初三年级，他成绩优异，在班级中名列前茅。奈何乡镇学校条件局促，最终在升学之路上，仅以毫厘之差，与重点高中失之交臂。家里承担不起复读费用，父亲更相信一套朴素而现实的道理：读书未必能改变命运，早点出去打工，至少可以帮家里挣钱。

他反复争取，才把高中读完。毕业后，本寄予厚望的升学之路，终究还是戛然而止。那曾闪烁在前方的希望之光，如梦幻泡影般消散，留下满心怅惘。17岁那年，他开始外出打零工。19岁时，一场大病和手术花光了手里的积蓄。卧于病榻，他欲赋诗抒怀，却苦寻不见一张像样的纸。无奈之下，只得在粗糙的卫生纸留下墨痕，写下了人生第一首诗——《夜路》。

那不是风花雪月的创作，而是一个年轻人在病痛、贫穷和无助中，给自己留下的一点喘息空间。从那以后，文字成了他最可靠的出口。

2011年，年仅21岁的许立志背井离乡，踏上深圳这片热土。他进入富士康，成为了一名流水线工人，自此开启了与机器为伴、在流水线上的工作生涯。初到大城市，他曾被工厂庞大的规模和完善的设施震住。厂区像一座封闭的小城，宿舍、食堂、车间一应俱全，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日子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可他很快发现，许多工人的脸上并没有多少期待。宿舍楼外的防护铁网，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安全设施，而是为了防止员工坠楼而加装的装置。铁丝网把高楼围住，也像一道无形的边界，提醒所有人：这里有人曾经走到绝望。

许立志长期上12小时夜班，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流水线上的动作被拆成一个个固定步骤，重复到几乎不需要思考。半年下来，他连读书写字的时间都没有，生活只剩下上班、吃饭和睡觉。

那个曾经对文字着迷、眼里有光的少年，也在这样的节奏里一点点变得迟钝。他后来写道，自己的身体仿佛已经变成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

他不甘心就这样被耗干，于是开始用睡眠换写作。下班后，别人休息，他坐在狭小的房间里写诗，把车间里的轰鸣、夜班后的疲惫、工友的沉默，还有自己说不出口的委屈，一点点写下来。

长期熬夜和高强度劳动，让他早早出现腰肌劳损、头痛、心律不齐等问题。有人善意规劝他，莫要再这般无谓折腾，当下最重要的是先用心调养身体，将自身康健悉心照料好。他却觉得，肉体的疼痛还能忍，精神被掏空才是真正可怕的事。

写作也曾给过他短暂的回应。他的稿子被厂刊采用，拿到了人生第一笔文字稿费：80元。对别人来说，这笔钱并不多，对他而言却像一枚小小的奖章。他把纸币塑封起来，做成书签，夹在书里。
后来，他的作品陆续发表在《打工诗人》等民间刊物上。有人认为，他有成为优秀诗人的天赋。但诗歌带来的认可，始终没有改变他的现实处境。

他也尝试过离开工厂，重新找工作。可在大城市里，高中学历很难换来新的机会。兜兜转转之后，他还是回到了流水线，继续做着那些熟悉又令人窒息的工作。

压垮他的，或许不只是辛苦，而是看清了困境之后，依然找不到出口。

许立志生前写下了一百多首诗。去世后，这些作品通过众筹整理出版，很快售罄。人们重新读他的文字，才发现那并不是所谓的“无病呻吟”，更不是简单的负能量，而是一个普通打工青年对生活的如实记录。

他写“咽下螺丝，咽下废水，咽下锈迹斑斑的生活”，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悲伤，而是许多流水线工人共同经历过的疲惫、屈辱与沉默。

后来，有人把他与海子相提并论。这样的认可来得太迟，迟到无法挽回一个24岁的生命，也无法替他补上那些被贫穷、学历和工作制度挡住的人生选择。

许立志留下的，不只是诗，更是一道追问：劳动者拥有一份工作之后，是否也应该拥有尊严、休息、表达和重新选择的机会？别让一个人的天赋只能在离世后才被看见，真正好的时代，应该让普通人活着时就有奔向理想的路。


信源：南方周末 2014-11-27《流水线上的兵马俑：打工者许立志写作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