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秋冬，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从线索中发现胡宗南的秘书与西北通讯社负责人疑似中共人员，且已潜伏多年。此事分量极重：胡宗南执掌西北军政大权，倘若蒋介石得知心腹当中潜藏共产党人，势必对他严加追责。


1947年秋冬，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在西安追查中共地下组织。
案情越查越深，一批从北平电台案中延伸出来的线索，逐渐指向胡宗南的核心圈：有人曾在他的身边担任秘书，有人利用西北通讯社等公开机构活动，而且已经潜伏多年。

事情查到这一步，已经不是抓几名地下党员那么简单了。
胡宗南当时统辖西北军政，承担进攻陕北的重要任务。他的司令部掌握着部队调动、作战部署和机要电报。

若中共情报人员只是混入外围机构，责任还可能向下推卸；可一旦有人长期留在机要岗位，接触过核心军情，追查的矛头便会转向胡宗南本人。

这些线索中，最受关注的是熊向晖和王石坚领导的西安情报系统。熊向晖曾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深得信任，能够接触司令部的重要文件。王石坚则负责西安地区的情报联络，以报社、通讯社、书店等公开机构作为掩护，将获取的军事情报转送出去。

胡宗南进攻延安前，中共中央已经掌握了胡部的部分作战部署。情报无法代替军事决策和战场指挥，却能使延安提前了解敌军的行动方向，获得调整部署的时间。只凭这一点，熊向晖身份一旦暴露，便足以引发对胡宗南司令部保密状况的全面审查。

西安的线索，最初来自北平。
1947年9月，北平一部中共秘密电台被保密局破获。电台长期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发报，有时持续数小时，又未能及时销毁部分电报原稿。特务机关利用无线电测向锁定位置，又从现场留下的文稿、笔迹和人员关系向外追查，王石坚领导的情报网络随即遭到破坏。

王石坚被捕后，西安、兰州等地的人员陆续暴露。叶翔之继续清理线索，发现案件已经牵连到胡宗南身边的人。按照通常程序，这种级别的案情应当上报保密局高层，并由蒋介石决定如何处置。
实际处理却绕开了这条路径。

据沈醉晚年回忆，叶翔之向毛人凤请示后，毛人凤要求他先向胡宗南报告，相关案卷也可以交给胡宗南查看。胡宗南随后提出，涉及自己部下的人员由他处理，向蒋介石报告时另作安排，不让这些人的情况直接进入最高层的视野。

这项安排保护的并不是地下人员，而是胡宗南自己的政治信用。
熊向晖不是临时雇用的普通职员。他长期跟随胡宗南，受到重用，后来又被选送赴美国留学。若蒋介石得知这样一名亲信竟是中共党员，首先要追问的不会只是熊向晖做过什么，还会追问胡宗南为什么多年没有发现，司令部的保密审查为何形同虚设，又有多少作战机密已经外泄。

1947年的西北战场上，胡宗南拥有兵力优势，却未能迅速解决陕北战事。军事上的挫折尚可归因于地形、补给和作战指挥，核心秘书长期潜伏则很难推给别人。此事若完全公开，胡宗南面对的可能不只是一次申斥，而是蒋介石对其用人能力和统兵资格的重新审视。

毛人凤同样不愿把案件彻底揭开。
王石坚系统在西安活动多年，说明军统及其改组后的保密局长期未能识破。若全部案情上报，胡宗南要解释用人失察，毛人凤也要解释特务机关为何迟迟没有发现。两人的处境不同，利益却在这件事上碰到了一起。

于是，保密局继续抓捕已经暴露的人员，却没有让案件顺着胡宗南的秘书和司令部机要系统追究到底。基层情报人员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人被捕，有人遇害；已经身在美国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人，则没有被立即召回或公开追捕。

他们能够脱身，赴美留学只是一个条件。
更重要的，是案件在上报环节被人为截断。若蒋介石及时掌握完整名单，国民党方面完全可能要求他们回国，或通过驻外机构采取行动。胡宗南和毛人凤的压案，为他们争取到了继续留在海外的时间。

这件事最反常之处，也正在这里。
保密局追查北平电台时下手极重，案件一旦触及胡宗南和自身责任，行动却慢了下来。并非案情不重要，而是继续查下去，暴露的将不只是中共情报人员，还包括国民党西北军政系统内部长期存在的漏洞。

1949年，熊向晖从美国回国，结束了多年的隐蔽生涯。

再看1947年西安的那次追查，叶翔之已经摸到了胡宗南指挥中枢的裂缝。胡宗南与毛人凤压住案情，保住了各自的位置，也使几名尚未落网的情报人员避开了追捕。与此同时，王石坚系统中的许多人没能逃过搜捕。被压下的是一份会追究高层责任的案卷，付出代价的，仍是已经暴露在前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