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韦国清都建议广西省会迁到柳州，毛主席：首都不该在北京？
1958年1月，南宁迎来一次重要会议。就在各地负责人讨论经济建设时，韦国清把一个看似早已定下来的问题重新摆到毛泽东面前：广西的省会，能不能迁到柳州？

这个提议并非临时起意。早在数年前，张云逸就表达过相似看法。两位先后主持广西工作的将领都看中了柳州，说明这座城市当年的优势确实明显。问题是，柳州条件更好，为何南宁的位置始终没有改变？
把地图摊开，柳州大致处在广西腹地。湘桂铁路、黔桂铁路在这里交会，水运也较方便，无论向桂北、桂西还是桂东调度人员和物资，都比从南宁出发顺手。当地还有一定工业底子，可建工厂，也有空间安排机关和学校。

反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南宁，城市规模不大，工业基础较弱，交通更是明显短板。1949年12月4日南宁解放，1950年2月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南宁。这个决定落地时，南宁甚至还没有形成通向外地的完整铁路交通。
张云逸很快尝到了交通不便的苦头。当时广西许多地区的社会秩序尚待恢复，地方工作千头万绪，命令、人员和物资都需要快速调动。可他从北京或广州返回南宁，往往要先乘火车到柳州，再换汽车继续南下。
那时部分公路沿线并不安稳，车辆通行还要做好安全保障。一省主要负责人外出开会，回程却如此周折，耽误的不只是个人时间，更会影响全区工作的运转。站在张云逸的位置上，柳州自然比南宁更像一个成熟的行政中心。

1951年初，张云逸进京汇报工作时，提出把省会迁往柳州。毛泽东没有否认交通困难，却把解决问题的方向转到了另一边：南宁铁路不通，可以修；出行不便，可以开辟航空线路。也就是说，不是让省会追着现成条件走，而是通过建设，让既定省会具备应有的条件。
这一区别很关键。搬迁省会看似直接，实际会牵动党政机关、通信设施、医院、学校、住房以及大量人员。广西刚刚解放，基层政权和社会秩序正在重建，此时再移动行政中心，不但耗费人力物力，还可能打乱已经展开的工作。

此后，南宁的交通短板开始得到弥补。1952年，南宁组建航站，开通昆明—南宁—广州航线；铁路和公路建设也继续推进。过去必须从柳州换乘汽车的局面逐渐改善，南宁与区内外的联系慢慢顺畅起来。
几年后，韦国清回到广西工作。他于1955年出任广西省省长，1956年回国就职。与张云逸相比，他提出迁往柳州时，更看重的已经不只是出行方便，还有工业建设、学校布局和城市扩展。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韦国清再次谈到柳州的优势：城市靠近广西中部，铁路条件好，周边又有较大的建设空间，把行政机关、学校和工厂集中起来，办事和发展经济都会更加便利。
毛泽东听后，用北京作了一个反问。若省会必须设在地理中心，首都北京位于全国北部，是不是也应该搬到更“居中”、空地更多的地方？这句话点明了问题：政治中心不是单靠地图上的距离来决定，也不能只比较哪座城市眼前更繁华。
南宁虽然偏居广西南部，却靠近边境，连接桂西南和北部湾方向。把行政中心放在这里，有利于加强南部边疆治理，也能让广西的发展重心不只停留在桂北和桂中。南宁的“偏”，从另一个角度看，恰好使它成为观察边疆、联系沿海的重要支点。

柳州的优势同样没有被浪费。省会留在南宁后，柳州继续向工业城市和铁路枢纽发展。南宁负责行政统筹和面向南部的联系，柳州承接制造业与交通功能，桂林则发挥文化、教育和旅游方面的长处。三座城市逐渐形成分工，而不是把所有资源挤在同一个地方。
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南宁由省会变为自治区首府。至此，持续多年的选址讨论基本落定。

这场争论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南宁和柳州谁输谁赢。张云逸、韦国清考虑的是眼前工作的效率，他们提出的困难真实存在；毛泽东看的则是边疆治理和广西长期发展的整体方向。一个从现实条件出发，一个从未来格局落子。

城市条件不足，可以通过修铁路、开航线、建机关来改变；但一个地方在全局中的位置，却不能轻易替代。南宁后来能够坐稳广西政治中心的位置，不是因为它当时已经比柳州发达，而是因为决策者没有只看当时有什么，还在判断广西未来需要什么。